从张司令那回到军营的时候就感觉气氛好像有点不一样，个个都在兴奋的议论着什么。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粱连兵就跑到我面前来报告道：“营长，是好事，咱们办的那个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了，之前战士们借出去的钱现在都还回来了，不只还回来了还多出了一倍有余，据说这还叫什么分红”
“去去去，你懂什么”赵敬平有些不耐烦的朝粱连兵挥了挥手将其打发了，转身给我递上一份文件说道：“营长，这是杨厂长给我们送来的，说是什么去年的帐目和分红，这玩意我也看不懂，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之前在打仗，所以就一直在营部放着”
“哦”我随手接过那份文件看了看，一大堆的什么“库存商品”、“应收帐款”之类的数据，我一看也头疼了，虽然我是个现代人，可是对这些会计之类的东西也是一窍不通啊
不过看到这我倒是放心了些，这至少说明这个杨先进还是比较严谨正规的，要知道在这时代就会知道用会计知识来做帐的企业可并不多，大多还是停留在记流水帐也就是发生一件什么事就记一笔的层面上。
“公司经营状况怎么样”我问。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在问这句话的同时也就暴露了我看不懂手里的这些东西，盈亏状况都在里头记得一清二楚呢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赵敬平回答：“不过亏不了，战士们手里都拿着双倍还多的钱呢，而且据说每年都有。这会儿有些战士就在喊冤了。早知道这些钱能生钱，而且还每年都有。那当初就要多借点给公司”
“嗯”我点了点头，这么看来的确是亏不了了。
我所不知道的是。如果我能看懂手中的帐目的话包准吓一跳，这时的先进公司每个月都会有五、六万的盈利了。别看这五、六万对于现代的公司来说算不上什么，可是对于这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的时代那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这就是走在时代的前头的好处，尤其在商业上就更是如此，要知道我这个“批发公司”的设想要比历史上早了好几年，再加上有杨先进这么个善于经营的人把这设想变成现实，于是公司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大、做强了。
“给我接杨厂长”我说。
我觉得这时候还是有必要跟杨厂长交流一下。
“是”赵敬平应了声很快就跑回了营部。
等我走到营部的时候赵敬平就已经拿着话筒等着我了。
“杨厂长”我说：“公司发展得还顺利吧”
“呃”话筒那边的杨先进一阵错愕，他愣了下后就回答道：“当然，一切顺利”
“顺利就好”事实上我关心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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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公司能赚多少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原本对我相当有诱惑力财富现在对我都失去了吸引力。
后来想起来，我觉得这也许是在战场上朝不保夕的日子过多了吧如果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那么金钱对他来讲实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我这个本就不属于这时代的人，说不准哪天又回到现代了，那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
所以我这时关心的仅仅只是公司发展是否顺利，战士们退伍后生活能否有保障，他们的家人会不会因为战士的伤亡而承受过大的负担等等。
“是这样的”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放缓公司发展的速度，尽量低调行事。与群众打好关系，另外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补足所有税款明白吗”
“明白”杨厂长是个聪明人，一听我这口气当然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想也不想就回答道：“营长你放心。我是过来人，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公司就是按照国家政策走的”
“嗯，那就好”我也不适合再跟杨厂长多说什么了。于是就挂上了电话。
其实我这么交待杨厂长也是有道理的，历史上的这场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从总的方向来说是好的。其原因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进入改革开放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在这四年里中国虽然还是一穷二白。但综合国力已有显著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战士们回家探亲时的所见所闻一样，到处都是发了财的个体户、暴发户。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经济领域中秩序混乱的现像也就凸显了出来。
其实说实话这也不能说这些问题完全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应该说有许多问题是十年时遗留下来的，只不过到了经济发展的时候才暴发出来而已。
比如地方上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问题，比如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问题，再比如社会上大量的“走后门”现像等等。
这些情况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并没有像这段时期这么严重。
至于为什么这段时期这些问题会特别严重吧，这原因就是多方面的。
不过这多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却大多都跟战争有关，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影响是无法想像的，虽然我国是个大国完全有能力承受这场边境地带的战争，但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无法避免。
这其中应该还要算上北面苏联方面的压力，这样一来许多人就会有一种心理，明天的世界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就选择铤而走险。
再比如因为打了这一仗，全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中越边境，于是包括政府在内对国内官员的管理就明显松驰了，于是一些极其不负责任的重大事件就发生了。
又因为战争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而进行军队改革，于是有大量的兵员被裁或是退伍，这直接导致社会上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而希望找到工作的人，于是“走后门”的现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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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就会盛极一时。
当然，这其中也有些原因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这时正是知青返城的时代。
说起这知青的返城，则是从78年底知青开始请愿79年初通过并陆续开始返城的，要知道这时知青下乡的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几年，总共有一千八百多万的知青，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全涌进城里，然后十分碰巧的军队又开始裁员，于是这城里的无业游民就达到了空前的数量。
国家稳定这种事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如果每个百姓安居乐业都能吃得饱穿得暖，那做奸犯科的事自然就少。但是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饿肚子的人，那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暴发出来了，比如黑社会、悍匪、走私、投机、诈骗等等，这时的中国就处在这个时期，而且还大有俞演俞烈的势头。
也正是因为这样上级才会针对经济犯罪展开一次全国范围的打击活动。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因为紧接着到83年也就是明年就会展开第一次“严打”了。
这些政策从大的方向上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中国太大了，再加上公安部门的素质在这时还有待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还保留着十年时的作风，查案并不是严谨的讲究证据而是“想当然”，于是自然就会出现许多错案和冤案。
比如在这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工作组经过一户盖着三层的小洋楼，就会想这人不搞资本主义能盖得起这样的小洋楼没说的，查在这楼房里什么也搜不到只搜到几捆废弃的电机线圈，于是就坐实了“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的罪名。注：该事件为温州线圈大王事件，85年平反。
这也正是我交待杨厂长要“低调行事，并且搞好群众关系，以及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补足税款”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不交待“与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搞好关系”吧要知道这打击经济犯罪的其中一项就是打击官僚主义作风及“走后门”、“走关系”，在这个时候去“搞关系”，那不是嫌命长了
杨厂长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不用我明说也知道由我这样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挂上电话不久，电话铃声又想了。
我接起来一听竟然就是刚刚挂上电话的杨先进
“是这样的”杨先进说：“刚才我回答公司发展一切顺利，其实并不顺利，只不过我以为我可以解决，所以就没打算告诉营长。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低调行事的话只怕就没法解决了，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向营长汇报下”
应该说杨厂长的考虑是对的，在这非常时期下当然要事事小心。
只是能让杨先进这么为难，而且还是在先进公司已经步入正轨的时候，只怕并不是件小事了。未完待续。。收集并整理,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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