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纪四年九月，唐都长安。
刘鼎等人很快来到了大明宫。
李杰的确死了。
服毒自杀。
随后，李思妍也从洛阳赶到了大明宫。
对于李杰的死，李思妍的确有些想不通。
李思妍曾经明确的告诉过李杰，刘鼎是不会杀他的，他在禅让以后，就会变成普通人，然后被送到勃泥国去。尽管勃泥国远离中原，那里的地方民俗也有些落后，可是，在那里，李杰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李杰依然还是自杀了。
他不应该生在帝王家。
李杰的旧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他熟悉历史，熟悉任何一个末代皇帝的命运，所以根本不会相信刘鼎的善意。与其被动的等死，他还不如主动的解拖。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愿意离开中原，前往勃泥国。毕竟，作为大唐帝国的末代皇帝，李杰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先，只有自杀谢罪。
有关他的后事处理，自然有朱有泪负责，刘鼎完全不需要操心。
替代李杰出席一些活动的人物，朱有泪也已经提前选好，只要不是凑近了看，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当然，谁都知道，这件事不能隐瞒太久。
因此，新帝国的建立，已经是迫在眉睫。
幸好，艾飞雨之前已经一直.在构思相关的事项，现在提出来，只要刘鼎拍板即可。
刘鼎现在必须确定几项事宜：
新帝国的政治架构；
新帝国的行政规划；
新帝国的地方统治体系；
新帝国的俸禄体系；
新帝国的武装力量体系。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
典籍记载：“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现在新帝国即将建立，自然要参照唐朝的官制。
本来，新帝国就是大唐帝国的延续。
唐代沿袭隋制，把官员分为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实际上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等级是三十二等。这些等级总称为流内官，为正式文武官员。此外还有流外九品，实际上已属于吏员，不属于正式官员的范围。官员的散官称号与品级大致对应，表示官员地位与资历高低，作为升迁的序列。
新帝国依然采用类似的方式，但是在正式官员的.范围之外，设立了“公务员”的概念。主要是由于唐朝的官员很少很少，一个县甚至可能既有三四个人是正式官员。显然，这样是无法运作。因此，各个县又有自己的“吏”，“吏”的数量是没有定死的，有的县多，有的县很少。
刘鼎建议，将所谓的“吏”，都改成公务员，同时制定相.应的人员编制，免得有些县的“吏”多达数十人甚至是上百人，而有的县，“吏”的数量，只有寥寥数人。公务员同样是吃皇粮的。他们尽管没有品级，但是享受的待遇，和正式的官员，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唐代的品级与散官还与官员服饰等级制度相.联系。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同时，唐代高级官员都有一个表示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金饰之，称为金鱼袋。五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银饰之，称为银鱼袋。
新帝国采用同样的方式。
唐承隋制，文武.官员均可授勋官，共有十二级。按照规定，勋官可以与相应品级的公卿大臣处于同等班位。但实际上由于授勋过多，动以万计，因此无职事的勋官实际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仅仅成为一种授予的官员荣誉称号。事实上，这项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激励作用。
新帝国决定取消所谓的勋。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
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相关典籍记载：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这套制度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新帝国决定继续采用。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这个不规范的制度，给帝国的行政机构运转，带来了很大的弊端，有些地方的行政体系因此瘫痪。比如说，你是某县的县长，本来权力应该是你行使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拿着上级领导的旨意，说是要代替你行使权力，但是，你的县长职务，却也没有撤销，你和他相互扯皮，这样自然会出问题。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有时候甚至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数个甚至是十几个。例如有些比较富裕的县，往往有多个权力相同的人。比如说，省长派个人来，省委书记随后也派个人来，最后副书记什么的也cha上一脚，市委书记、市长什么的，也派人来凑热闹，于是一个县，往往有好几个权力相当的人，大家互相斗法，争权夺利。神仙斗法，小鬼遭殃，治内的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
现代人觉得很荒唐，但是在唐末，却非常普遍，结果导致原来的县长，根本无法行使权利。这种制度，给了高官收了贿赂的最好途径。只要有钱，随手给你一张纸条，你就是一个县的高官了。至于这个县有多少高官，那就难说了。穷的县，可能只有几个，富的县，可能有几十个。
在宦官当道的时期，宦官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绕过正常的行政体系，给地方安cha多余的官员。因为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受到正直文官的制止，他们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安cha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使职差遣”就成了最好的借口，尤其是涉及到有油水的地方，更是泛滥成灾。
这些官员不学无术，荒淫好色，只知道拼命的为宦官搜刮钱财，鱼肉百姓，真的是一点正经事都不做。伟人曾经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句话在唐末要倒过来说：“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坏事。”但是，不少的冗余官员，的的确确就是一辈子都做坏事的，所以黄巢起义才会入井喷一般，席卷全国。
因此，新帝国首先要规定的，就是严禁这种现象的发生。
凡是没有列入正规编制的官员，一律清退，绝不留情。
事实上，在鹰扬军的辖区内，这种现象已经没有。
那些只知道搜刮钱财的官员，在鹰扬军到来的时候，早就被愤怒的群众活生生的拉出来打死了。
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几个系统，核心是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六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新帝国依然采用类似的设置，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事实上，这套制度的运作方式，是成熟而有效的，是集中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唐代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都是帝国最有权力的中央机构。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
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高宗龙朔元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权力非常大，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关典籍记载：“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
新帝国恢复旧称，称中书令。
毫无疑问，艾飞雨被中书令的最热门人选。
只是他本人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准备功成身退，带着萧致婉去过安静的两人世界。
刘鼎暂时还没有考虑好备用人选。
若是艾飞雨真的不能议政，这个职位极有可能悬空，又或者是艾飞雨遥领，实际工作交给朱有泪和李怡禾两人负责。
中书省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
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这个“阁老”可不是大家潜意识的那个阁老，权力是没有这么大的。
很显然，中书侍郎最热门的人选，自然是朱有泪和李怡禾。两人都是年轻力强，又跟随刘鼎多年，最是熟悉刘鼎的脾气秉性，即使艾飞雨因为身体的问题，不能常常参与议政，他们两人也能够承担起沉重的中书省工作来。
中书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典籍记载，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
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
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相关典籍记载：“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右谏议大夫4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称纳言，垂拱元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改称左相。
新帝国恢复旧称，称侍中。
相关典籍记载：“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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