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最大问题就是装备建造周期过于漫长。
即便以战时标准，一艘大型战舰的建造周期也长达两年以上，部分高达三年，小型舰艇也在一年左右。
事实上，战争爆发后，牧浩洋首先扩大了海军舰艇的建造规模。
只是，他在二零五二年底做的部署，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见效，甚至要到二零五五年下半年才能发挥明显作用。
在此之前，海军依然得依靠现有装备作战。
毫无疑问，这跟不上战局发展的速度，即海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远远低于中国在军事上的最低需求。
事实上，谁都看得出这个问题。
如果戚凯威的战略计划顺利实施，那么到二零五四年下半年，大陆战争就将以俄罗斯完败结束。到时候，除非遇到预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欧洲投靠了美国、或者是中东战局出现了逆转，或者是美国全力以赴的支援俄罗斯，不然都会出现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即中国海军无法为陆军开辟新战场。也就是说，在中国陆军总兵力扩充到五百万之后，很有可能出现无仗可打的尴尬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将，正是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让牧浩洋推行的战略受到了质疑。
虽然这不能怪牧浩洋，毕竟谁也没有想到，中国海军在开战之初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主力舰队，而且在半年之后只剩下了一艘可用的航母，但是谁也不能改变事实，即中国海军继续扩充舰队规模。
面对这个问题，牧浩洋采取了三个办法。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的扩充舰队规模，从民间征召可以改造成战舰的大型运输船，以及从盟国借用舰艇。当然，前者是主要办法，后者的可行度不是很高，最多只能邀请盟国舰艇组成多国舰队。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起草了一份船只征用清单。
在这份清单中，海军罗列了五百多艘商船，主要是排水量在十万吨以上的快速货轮，其中由以集装箱货轮与滚装货轮为主。前者能够较为方便的改造成航速适中的护航航母，从而组建以护航航母为核心的护航舰队，解决在东海、南海与印度洋上的护航问题，把用来执行护航任务的大型战舰替换出来。后者能够改装成两栖战舰，通过搭载倾斜旋转翼飞机，顶替部分原本应该由战舰执行的任务，比如在登陆作战中为陆战队提供空中支持，向前线运送作战部队等。
按照牧浩洋的要求，在二零五三年底，就要征用至少两百艘商船。
当然，这与牧浩洋的宏伟计划有关，即在年底，航母战斗群增加到七支之后，出兵攻打所罗门群岛。
较为长远的办法，还是加大舰艇的建造规模。
只是，这也是较为困难的办法，因为造船厂的船台非常有限，而且牧浩洋在去年年底就已经调整了造舰计划。当时能做的，就只有压缩商船的建造规模，让几家主要的造船厂集中力量建造战舰。
最初，牧浩洋的提议受到了国务院的坚决反对。
原因很简单，战舰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夺取制海权，而夺取制海权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商船能够自由安全的在海洋上航行，如果连商船都没有了，制海权又有什么意义，舰队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要知道，在开战后的头半年内，中国损失了百分之十一的商船，绝大部分是在印度洋上被美国潜艇击沉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三年六月份，中国的商船总吨位已经比战前降低了百分之八。
虽然从总量上来看，影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伊朗参战之后，大陆战场连成一片，铁路运输填补了海运的空缺，但是战争期间的运输量本来就比和平时期大得多，损失的海运力量已经对同盟集团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别的不说，当时囤积在波斯湾各大港口里的货物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主要是化肥等化工产品，而中国国内的农业工厂储备的化肥只够维持三个月。
由此可见，海运得不到恢复，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结果就是，国务院坚决反对降低商船建造量，而且要求相应的提高建造数量，以填补战争损失。
为了这件事，牧浩洋费了不少力气。
首先，他请杜小蕾亲自出面去联系几个造船能力雄厚的盟国，比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与泰国，让这些国家加快商船的建造速度，以便弥补中国缩小商船建造规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向黄瀚林提出，无条件的征用扣押的敌对国船只、以及有条件的征用中国港口内的中立国船只。虽然黄瀚林不大同意征用中立国船只，但是牧浩洋提出了一点，即美国已经在征用中立国船只了。最终，黄瀚林做出了让步，只是要求杜小蕾首先与被征用船只的所有国进行外交谈判，争取使征用合法化。只是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从二零五三年十月一日起，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都将有条件征用。准确的说，应该是战时租用，即在战后归还，并且由中国政府承担因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而被征用船只上的海员有自主选择权。
最后，就是增强船队的护航力量。事实上，这与前面提到的征用商船有关，即建立更加完善的护航体系。当时，牧浩洋向杜小蕾做出承诺，在年内把商船的出航损失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海军不但把十二艘快速集装箱货轮改装成了护航航母，还额外采购了三百多架倾斜旋转翼反潜巡逻机，并且临时征召了一万多名海员。只是，这些护航手段都没有发挥良好的效果，商船的出航损失率仍然居高不下。结果到了二零五四年，中国海军启用了新的护航战术，即用性能先进的全电动潜艇充当船队的反潜力量，与护航航母、反潜战舰协同作战。新的反潜战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牧浩洋兑现了承诺。
事实上，新的反潜护航战术与牧浩洋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周渝生的功劳。
别忘了，周渝生本来就是潜艇艇长，有非常丰富的潜艇作战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反潜作战经验。
通过深入研究，周渝生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此次大战的破交作战与前两次大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性能先进的潜艇不但具有几乎无限的潜航能力，而且航行噪声非常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在前两次大战中发挥了显著效果的护航战术不再有用，必须探寻新的反潜护航战术。
根据潜艇的特点，周渝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最有效的反潜平台就是一艘性能更加先进的潜艇。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从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更有效，因为任何一种潜艇，都有一个最大的安静航速，只要超过这个速度，潜艇的航行噪声就非常明显，也就非常容易被反潜巡逻机与反潜战舰探测到。
问题是，绝大部分商船的速度都在二十四节以内，而现役的大部分潜艇的安静航速都在二十四节以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商船航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不可能对在航的所有商船进行改装，也不可能用新造的商船替换。也就是说，用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来对付潜艇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所幸的是，提高潜艇的性能并不见得是难事。
事实上，整个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建造了近两百艘护航潜艇，这些潜艇都根据护航作战的具体战术需求进行了改进，主要就是通过降低其他战术性能，提高了在某一特定航速时的静音性能。比如，“黄貂鱼”级后三批就是按照护航潜艇标准建造的，而“金枪鱼”级前两批的主要任务也是护航。当时，海军甚至打算建造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的“金枪鱼”级潜艇，只是发现在使用已有的燃料电池时，其续航力还不足两千海里，只能满足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护航作战要求，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总而言之，提高护航效率，对海军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发了中国海军，即提高破交作战效率，能够最大限度的打击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交作战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原因很简单，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商船建造量排全球第五，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即便把美国造船厂的潜能算进去，也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而西方同盟集团的造船能力仅为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同盟集团更加依赖海运，比如货物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必须依靠海运，而东方同盟集团仅为百分之七十二，此外西方集团海运航线总长度是东方同盟集团的三倍。
显而易见，只要能发挥出破交作战的威力，美国就得建造更多的商船，而不得不减少战舰的建造数量。也正是如此，中国才在大战期间建造了数百艘航程高达一万多海里的“金枪鱼”级全电动潜艇。
只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牧浩洋看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像陆军那样，通过技术革命彻底改变海军的作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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