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本是羌战无须赢

  乐熹接着说:“此时不仅西羌人闹,东羌人也开始反抗。

  东西羌人合兵一处,实力大增,战火蔓延到大半个凉州。

  就在汉廷面对羌人的‘二进宫’不知所措无以应对的时候,汉安帝二年,凉州地区发生了频繁的强烈地震,民众死伤甚众。

  汉廷乘机采取了招抚政策,在巨大的天灾面前,羌人很快放弃军事行动,从而结束了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反抗。

  汉安帝二年九月,后汉帝国的西北部,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一百八十多场地震。

  对于长期处在战争泥潭中的汉、羌百姓来说,人祸之后,又迎来了无情的天灾。

  在天灾面前,双方或许都感觉到了人力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建康元年元月,汉顺帝刘保下诏,将汉廷对羌的策略由战改为抚。

  羌人对后汉帝国的第二次大规模反抗战争也渐渐趋于平息。

  但汉、羌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解决。

  四年后,汉、羌之间的第三次大规模战争又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来得比前两次更加猛烈。

  之后的十多年,汉、羌之间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

  后汉王朝任命种皓为凉州刺史,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第五访为护羌校尉,三人在凉州等地采取了缓和汉羌百姓的安抚政策,受到了羌人的信赖。

  可惜好景不长,延熹二年第五访逝世后,段颎成为新的护羌校尉,改变了汉、羌之间的命运。

  段颎是武威姑臧人,其高祖段会宗曾任西域都护,到段颎时已经没落。

  最初段颎只是一个小小的宪陵园丞,后来迁任辽东属国都尉,因平定山东农民起义有功,一战封侯。

  战争,是段颎获取地位和功名的资本。

  来到陇右后,他不满张奂等人和羌人相处得如此平和,主张用屠杀来解决困扰后汉王朝已久的羌患。

  对段颎的强硬政策,羌人反应立竿见影,当年就有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个部落发动了反抗朝廷的战争。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挥起屠刀,尽显自己的军事才能。

  段颎虽勇,但羌人起事此起彼伏,段颎来回征战,反是火上浇油,连他的军中一部分小月氏胡也搞起了兵变。

  段颎因此获罪下狱。

  新换的护羌校尉胡闳指挥能力极差,对汹涌的羌事完全无招。

  汉廷只好又启用皇甫规为中郎将,指挥关西各路军马。

  皇甫规到任后一改段颎的强硬政策,采取剿抚结合,一时降者十万余人,羌事又趋于缓和。

  但后汉当时的政治已腐败至极,皇甫规很快被政敌诬陷收受羌人贿赂下狱。

  取代他的是之前坐牢的段颎。

  再度出山的段颎动作凶猛,连破西羌,穷追猛打,心狠手辣,与西羌连连大战,最终全面击溃西羌各部,屠杀羌人二万余人。

  在西羌平定后,朝廷又让他带兵协助张奂平定东羌。

  此时的东羌在张奂的平定剿抚下,只剩三万余人,已无招架之力。

  段颎的想法很简单,杀光!杀光羌人就不会再反了。

  汉灵帝建宁元年二月,段颎带着一万余人,带上了十五日粮食,长途奔袭,在逢义山大败东羌人,斩首八千,东羌人基本被击溃。

  段颎没有停下手中的刀,继续追击,在射虎谷,段颎对东羌人进行了最后的屠杀,一万九千名羌人死于射虎谷。

  至此,后汉镇压了羌人的第三次反抗。

  但长达近百年的汉、羌战争,耗资之巨,影响之深,直接拖垮了后汉这个巨人。”

  高何奇听了乐熹的叙说,钦佩道:“我不过只是知道一个大概。还是乐熹先生深明究里,学问做得精到。”

  乐熹继续说道:“当时,朝野上下流传着一首民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

  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这首民谣说的就是当时朝庭西征羌人时的情景。

  正是麦子成熟的时节,是骄阳似火的夏日。

  小麦青青,大麦已晒得焦枯。农谚说收麦如救火,但是男子都打仗去了,田地里只看见老的少的妇女们在从事收割。

  战争吞噬了无数壮丁,兵员严重短缺,于是不但一般百姓,连下级官吏也被征发了。

  人们不敢公言,又骨鲠在喉,不能沉默,因此只能作诗‘鼓咙胡’了。

  对于段颎其人,应该说是平定羌乱的最大功臣,但世人对其评价却并不太高。

  原因之一是段颎平羌的战略思想很暴力,就是以杀止乱;二是段颎本身的高压政策、种族屠杀政策是引起第三次羌乱的主要原因。

  段颎因平定羌乱有功,封新丰县侯,采邑万户。

  之后他又投靠宦官集团,逮捕太学生,成为党锢之祸的帮凶。

  段颎用很多人的血成就了他政治晋升路上的铺垫,将来位列三公也会指日可待。

  但我敢断言,此人将来必不得善终!”

  果不其然,段颎后来当上了太尉。然辛辛苦苦几十年换来的三公位置,却因为当时的一次日食而遭到下课。

  在后汉,天有异相就要拿三公轮流开刀,段颎不幸被吃月亮的天狗拖累。

  下课后不久,段颎被政敌参了一本。下狱后,他选择了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马腾道:“这场战争,朝庭有失误,边将有责任。

  诚如乐先生所言,原本就是一场不该发生、也无须赢的战争啊!”

  “是的。”乐熹说,“汉、羌战争不同于汉、匈战争,羌人其时已经内迁。

  从三次反汉战争来看,羌人当时并没有建立政权与汉廷对抗的政治目标,反抗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朝庭的民族高压政策。

  尤其第三次抗汉高潮,完全是在当时羌事趋于平缓的情况下,段颎为获一己之功,主动挑起事端,企图用屠杀来解决汉、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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