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进明带着十个新兵，走进了给他们安排好的宿舍。宿舍在一楼，很大，约有四十多平方米，沿墙放了六张床，五张双层床，靠门放着一张单人床，那当然是新兵班长屈进明医生的卧榻。屋子中间放着一个长桌子。
诸国平占领了对着门的那只床的上铺，李洪才占领了下铺，姬季远在他们旁边的那张床的下铺安顿了下来。他上面是小孩，他们床的里壁有一扇锁着的门，门的那面应当是同样的一间房。
新兵们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到门口站起了一列横队，向左转，起步走，便由屈班长带领走进了士兵食堂。
黄澄澄的玉米面大饼子，放着满满一箩筐，旁边是一个铝制的桶，桶里盛着清汤光水的淡黄色的小米粥。
诸国平、李洪才、姬季远、阿毛占了一张桌子，他们都各自去拿了一个大饼子，盛了一碗小米粥。姬季远发现，他那一碗小米粥里，竟然没有一粒小米。大饼子黄澄澄的很好看，每个上面还有几个手指印，他用手抓起来咬了一大口，觉得很毛糙，嚼了嚼就往下咽，但是粗糙得很，在嗓子口上卡住了。他喝了一口小米粥，试图把它冲下去，但失败了。因为那大饼子，是用粉碎机粉碎后，没有过筛，坚硬的玉米粒皮全在里面。姬季远只觉得像要咽下一团钢丝一样，他看了看另外三个人，见他们都鼓着嘴。脸上的表情反映，他们的感觉，同他是一样的。
姬季远偷偷地把嘴里的那口大饼子，吐在了盘子里，喝光了碗里的小米粥，走到中央的小米粥桶边，拿起勺子，伸到桶的底部，捞起了一勺小米。当勺子捞起一半的时候，他能清楚地看到勺子里有小半勺小米，但捞起后发现勺子里的小米，只剩下一丁点了。他无奈地倒进碗里，拿到桌子上去喝。再看那三个货，也都像他一样，喝了两碗清汤，诸国平食量大，喝了三碗。
他们站起来准备离开，屈进明走过来说：“你们不吃不饿吗？”
阿毛摇了摇头：“吃不下去！”
这时炊事班长走过来了，炊事班长姓王，身高有一米八十，大连人，不带军籍，“小伙子，这大饼子是这里的主要粮食，每天都要吃的，你不吃，能撑得下去吗？”
诸国平大怒，手指着李洪才：“侬娘个癞痢，都是侬这只瘪三，硬是吵着把面包送给人家，现在侬去吃？”
“吾怎么晓得吃这种东西！”李洪才委屈地说。
“侬不晓得的事情多来，侬都能瞎搞？”
“吾送吾的，关侬屁事，啥人叫侬也去送的。”李洪才也大怒，反击着。
“你娘个癞痢，吾叫侬再出馊主意。”诸国平上去揪李洪才。
“好了！好了！”姬季远拦住了他，“那么多人，好看啊？”
王班长摆了摆手，问道：“你们出了山海关，有没有听到火车的叫声不一样了？”
“没有啊！”阿毛诧异地回答。
“怎么没有？”王班长笑着说：“火车在上海开的时候是这样叫的！”他模仿者火车的叫声“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好吃------！”但是到了辽宁就是这样叫的：“高粱！大豆！高粱！大豆！玉米------！”
他哈！哈！大笑，“所以你们就吃玉米了。”
“那火车开进山东，怎么叫的呢？”阿毛好奇地问。
“那我学给你听啊！”王班长憋了一口气：“地瓜！地瓜！地瓜！地瓜！地瓜干------！”
“不对，不对！我们在山东，吃的是肉包子，还有烧鸡。”
大家大笑着看着阿毛，“你住在那里就不是这样了！”
姬季远拉着阿毛，“走吧！”
当天夜里，宿舍里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落，整整响了一夜。只有门口那张床静悄悄地，一点声响也没有。
四六九医院来了上海兵，像一阵春风那样，吹遍了每个角落。因为上海人对于东北人来说，又神秘又好奇。且不说解放前的灯红酒绿，就在解放后，上海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每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国家财政开支中，有六分之一，是上海贡献的。上海从解放后，到一九六五年。这十六年中，每年高考成绩，在全国都是第一名，并且遥遥领先。在那个没有进口货的年代，上海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对于被国人称为，傻、大、黑、粗的东北货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据说，周恩来总理当时有个评价：“东北的自来水笔不下水，东北手表上了弦不走，东北的雪花膏是臭的。”因此，大连人每每以拥有一样，上海货而感到自豪。
这一大帮上海兵，看上去就秀气（当然不包括诸国平），就是从大城市里出来的，见过大世面的。因此上海兵不论走到哪里，总发现有不少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他们业余时间到处玩，总被别人问长问短，他们则自豪地一一作答。因此，他们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便油然而生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正，闹钟便响了。十五分钟，整装漱洗完毕，便到球场上队列训练。七点半吃早饭，大家失望地往食堂走去，一看，桌上箩筐里摆着的是红澄澄、菱形的一块一块糕。大家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到桌子旁坐下，咬一小口，咽了一下，下去了。原来，高粱米粒的外皮比较软，尽管也是连皮一起粉碎，尽管也不过筛，但尚可下咽。何况里面还有点糖，甜丝丝的。第一块很快就被消灭了，饿了一夜的这些新兵像狼一样地不断扑向餐桌，引得周围的就餐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这对上海人的形象，也大打了折扣。
“你吃了几块？”
“五块，你呢？”
“六块。”牛鼻头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嗝！”地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
大家勾肩搭背地嬉笑着，向宿舍走去。
上午是入伍教育，部队的纪律，整整讲了一上午。
中午是大米饭，东北大米，每个上海兵眼睛都发亮了。每个人拿着碗，结结实实地装了冒尖的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连赞美的话也顾不上说了。
但是当大家吃完这碗饭，打算再来一碗时，发现饭桌上摆着的，再也不是晶莹剔透的，东北大米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盆，淡红色的高粱米饭。这高粱米饭热的时候还勉强可吃，但冷了以后就像吃沙粒一样。
下午是政治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两报一刊社论（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大家都学得很认真，因为政治学习很重要，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政治是生命！”读完后，每个人都对照自己作了发言，屈班长对这次学习非常满意！
走进食堂吃晚饭，看着满筐的大饼子，大家都没有任何胃口，在凳子上坐着，谁也不想上前，只有李洪才一人在小米粥桶前鼓捣着。
一会儿，李洪才捧着，一大碗小米粥走了来了，只见他碗里全是小米。
“怎么？今天的小米粥稠啦？”
“没有，老样子！”
“那你怎么……”
李洪才翻了翻白眼，“要不要我教你们八字真诀？”
“你说！你说！”
“贴边沉底，轻捞慢起。”李洪才指着他们说。
在大家一片茫然的目光中，李洪才拿起喝完了粥的空碗，又去施展他的八字真决了。
“啊？”大家一下子全明白了，全都拿着碗，围着那个小米粥桶，干着“贴边沉底，轻捞慢起”的活计。
“你们还让不让人吃饭啦？”
上海兵们突然清醒，回身一看，周围围着十几个老兵，都手里拿着空碗，看来是等了有一会儿了。
上海兵们只得让在了旁边，让那些老兵盛完了。他们再上去，“贴边沉底、轻捞慢起”。以后这便成了上海兵的习惯，他们都拒绝吃苞米面大饼子，每当吃苞米面大饼子时，他们就“贴边沉底，轻捞慢起。”
屈班长是六一年兵，他们这批沈阳兵一共是五个，因此他有四个哥们。谁知他们五个哥们，就像十八罗汉一样，个个截然不同。第三天晚饭后，那四个哥们相约一起，来到了屈班长带领的新兵班。
老大马士英长着一张长长的脸，既不英俊，又不猥琐，但很高傲，一付居高临下的神态。他是一内科的医生。
老二叫赵连营，长着一张圆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做人做事从不认真，但是很哥们，很讲义气。他是二外科的医生。
老四叫杨遇春，这人的长相就是那种，扔到人堆里找也找不到的，那个样子，但他两个大门牙又宽又长，一直伸到了下嘴唇的上部。尽管他不时地抿着嘴，但仅仅是欲盖弥彰而已。他是五官科的医生。
老五叫刘长喜，这人不错，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待人很和气。因此他是唯一一个，没被上海兵们起外号的，班长的哥们。他是口腔科的医生。屈班长也是二外科的医生。
“当了兵就应当知道，当新兵的诀窍，得多学学我们，这些老兵的！”马士英得意地指导着。
“那是什么诀窍呢？”羊希和问道。
“这个你们得一点一点地学，你们多学学他。”马士英指着赵连营。
“对，你们想知道什么，尽管找我，我就住在前面那排房子，二楼的最后一套公寓里。”赵连营拍着胸脯。
“怎么样？你们看我们这些，老大哥们不赖吧！”杨遇春翘了翘大拇指。
李洪才看着他，心想：“得给他起个‘二鬼把门’的外号。”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马士英指着赵连营。
“你看老赵家，孤胆赵子龙，赵匡胤一根杆棒打下了八十二座军州。老杨家，那不用我说了，北宋杨家将。喜子更不用说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那屈班长呢？”李洪才问。
“你过没过过端午节，那是为谁过的？”马士英问道。
“你们东北应当不过端午节的吧？那是南方过的。”姬季远提出了疑问。
马士英懵了一懵。
“那你们老马家呢？”诸国平问道。
“我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马士英得意地说。
“青海三马，马步芳、马步英、马步青，也是你们老马家的吧？杀了好几万红军。”诸国平开始损他了。
“那你姓什么？”
“我那个姓，就是挥泪斩了你祖宗的那个姓。”诸国平得意地扬起了下巴。
“他姓诸，诸葛亮的诸。”羊希和解释着。
马士英有些恼怒了，他忍了忍，指着李洪才：“你姓什么？”
“唐朝的皇帝姓什么，我就姓什么。”李洪才逗笑着说。
“反正我们老马家，就是名人！”马士英恼羞成怒地说。
“您是叫马士英吧？”姬季远走了上来，他打算烧最后一把火，因为上海兵们对马士英很反感。
“是啊！”
“您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这名字不好吗？”
“不好，谁给您起的？”姬季远皱了皱眉头。
“这重要吗？”
“重要！因为给您起名的那位，肯定没有读过南明史。”
“什么意思？”
“因为南明弘光朝的首辅，是个大奸臣，就叫马士英。同您的名字一笔也不差。”
这下子马士英闷掉了，脸涨得通红，手指着姬季远：“你胡说！”
“自己去看嘛！”
马士英调头就走了。
“你们干什么？把他弄成这个样子？”赵连营不满地说。
“他自己要比家谱，比不过就发怒，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诸国平两手一摊。
事情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三个哥们打了个招呼也走了。
以后，赵连营、刘长喜、杨遇春，经常去上海兵宿舍坐坐、聊聊。上海兵们也常去，他们前排二楼的，公寓里坐坐、聊聊，彼此都很投缘。但马士英，却从此再也没有，搭理上海兵。半年后，听说他犯了纪律，把一个护士搞怀孕了，被医院处理回了沈阳。部队里是严禁士兵谈恋爱的，军官不禁止。但马士英是未婚先孕，同样是部队里严禁的。因此两个人同时被处理了。塔美哥的哥们就只剩下三个了。
每天晚饭后，这是自由活动时间。上海兵们都三三两两地到处玩，最多去的地方是接诊室。因为接诊室的金护士长，是六二年兵，是上海郊区入伍的。上海兵们老是去看病，顺便聊聊天。
晚饭后，也经常有老兵，来上海兵宿舍玩，女兵当然是不会来的，来的比较多的是药房的李药师，有外科的李医生。
李药师一来就缠着要学上海话。
“我来教您吧！”上海兵们围着李药师。
“那你先教我，‘到我家玩玩。’”
“阿拉屋里白相相。”阿毛一本正经地教着。
“阿拉屋里不像样！”李药师生硬地学着，听得上海兵捧腹大笑，富方正连眼泪也笑出来了。
“是白相相。”
“是啊，阿拉屋里不像样吗？”
上海兵们又一次笑得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
李医生是个上海通，他曾在上海进修过两年，他的智商又很高，因此，一般的上海话他都能听懂。而且还能说不少，尽管有一点拗口，但已经很不错了。
“阿拉会被安排啥个工作呢？”
“应该是做护士伐！”
“格阿拉又不懂。”阿毛着急地问。
“会安排侬读书额！”
大家也搞不清楚，在上海医院里看病，护士都是女的，但我们是男的呀，怎么就当护士了呢？
“吾也不晓得，吾是猜的。”这工作，还真是一个谜团。
医院里有一帮大连民工，像电工、水暖工、锅炉工等等。反正一应杂活都是他们负责的。为首的那个姓邹，上海兵们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全院都管他叫“大老邹”。四十来岁的年龄，一米八八的身高。满脸彪悍，真真的一个东北大汉的形象。
医院每个月有一个晚上，在大礼堂点名，全院二、三百号人，除了值班的，都必须到会。由孙副院长说事。孙副院长没什么文化，他老是忘记自己说到第几条。他往往一开始说“我今天要讲三件事”，结果讲了五件事以后，他又说最后还有，两件事要说。两件事说完了，他说还有三件事是……，因此，下面基本上都在开，各自的小会。
这一次正巧，姬季远就坐在大老邹的，后排同一座。
大老邹转过身子，“你们上海兵都是怂蛋。”他笑着说。
姬季远没吭声，心想，我又没惹你？
“上海人就是怂。”大老邹又逼近了一步。
“怂什么？”姬季远抵抗了。
“来！”大老邹伸出右手，张开五指，“比比手腕怎么样？”
“比就比！”姬季远也伸出了右手，但他发现大老邹的，每根手指头，比他足足长了有两公分，张开像蒲扇一样。两手相握后，大家都笑了。因为前一排的民工们都转过了身，看着两只级别太远的手握在了一起。
“好了吗？”
“好了！”
“乒！”姬季远的手，被砸在了椅桌上。只过了一秒钟，不！正确地讲，是零点三秒钟。
姬季远抽回疼得发颤的手：“四肢发达有什么用？”
“他妈的！小子哎，老子说你们上海兵怂，就是怂！”
他手下那帮民工们，跟着一起哈哈大笑。
“干什么？这是会场，那个角，安静。”孙副院长指着这伙人的方向，民工们赶紧转过身去，一本正经地注视着台上。
第二天，阿毛正想去接诊室玩，半路遇到了大老邹。
大老邹一把抱住他，“小子哎，这回跑不了了吧？你得教我一句上海话。”
“什么话？”阿毛昂着头，他明白了，大老邹挑衅姬季远，并不是敌意，而是好奇。
“一句尊重人的话，比如‘老大爷’！”
“戆徒！”（即傻瓜）
“扛驮？”
“对！戆徒就是老大爷！”
大老邹放了阿毛，一面嘴里叨叨地念着：“扛驮！扛驮！”
第二天，上海兵们排着队去吃饭，路过球场时，对面遇到了大老邹。
“戆徒！”阿毛大声地喊着。
“哎，你好！你好！”大老邹殷勤地回应着。
大家一脸茫然地看着阿毛，阿毛得意地刹了刹眼皮。大家立刻知道，他耍了大老邹，都大笑了起来。
又过了几天，阿毛又被大老邹抓住了。
“你他妈的小子耍我！”
“我怎么耍你啦？”阿毛理直气壮地问。
“那为什么你喊我‘扛驮’，他们都在笑？”
“他们笑是因为喜欢你，这点也不知道。”阿毛摇了摇头自顾自地走了。
他们喜欢我，对着我笑？不对，我又被这小子耍了！
“站住！”他追了上去。但阿毛貌似镇静地走着，几步一转弯，便大步逃去，大老邹没有抓到他。
“来了五个女兵，湖南人，土得来吓死人！”阿毛跑进宿舍报告着。大家在宿舍里聊天，姬季远在弹着屈班长的秦琴。
“啊呀！你们自己去看，在食堂里吃饭。话也讲不清楚，碗不叫碗，叫王八。”
第二天吃饭，上海兵们占着两张桌子，打量着另一面的五个新女兵。
“是很土的，比上海的乡下人还要土。”李洪才推了推富方正“去搞一下！”
小孩拿了一个大碗，走到女兵们的桌前。
“你们好！我也是新兵，比你们早来了几天，我们认识认识！”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个小女兵用，根本无法分辨的，普通话问道。
富方正听了三遍才听清，“噢！我们是上海兵，我叫富方正。”
“哦！上海兵。”女兵们用湖南话交流着，富方正一点也没听懂。只有那个年纪较大的，没有参与她们的交流。她没有另外四个女兵，身上的土气。高挑的身材，高高的颧骨，消瘦的脸膛，一双眼睛很凌厉。她看着富方正，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问道：“你们来了几天啦？”
“一个多星期！”富方正回答，他探询着说：“你们湖南话真不好懂！”他抬了抬手中的大碗，“比如这个，你们湖南话叫什么？”
“大王八！”那个年纪较大的脱口而出。湖南话发音，碗的音就读王，再加上语气词，吧！便成了“大王八。”
李洪才得意地说：“这个人就叫大王八了。”大家哄堂大笑。
富方正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你们等我回来，再笑不可以吗？”小孩不高兴地说。
“那怕什么？看我的。”阿毛拿起一个小碗，走了过去。
“你们湖南话，叫这个怎么叫？”他冲着一个小女兵。
“小王八！”那小女兵脱口而出。
上海兵的桌子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诸国平笑得摔下了凳子，“这个人就叫小王八了。”
阿毛得意洋洋地还想问什么。
“你放尊重些！”大王八指着阿毛。阿毛一脸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那个高一点的，两只脸大得垂了下来，真像个胖头鱼（即鲢鱼）！”
“那就叫伊胖头鱼好嘞！”
“侬看最右面那个，小得要看不见了，唔以为小孩算小了，哪晓得这个女兵还要小，一米五不晓得有没有！”牛鼻头指着那个最小的女兵。
“那么就用东北话叫‘小不点’好嘞！”李洪才总结性地决定了。
最后一个，怎么也起不出外号，那三张脸几乎分辨不清，大家只好起身走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大王八叫吕松露，那个胖头鱼叫姚丽萍，而那个小王八叫盛清云，那个小不点叫李学梅，而那个没被起外号的叫盛春虹。
因为这一次闹得很尴尬，因此以后，上海兵们便很少同她们打交道。
一天，晚上八点多，诸国平、李洪才、姬季远三个人在宿舍。李洪才看着那闹钟，怎么也不顺眼。
“每天六点钟，还没有睡醒，伊就叫勒，烦伐？”
“侬叫伊勿要叫吗？”诸国平回答。
李洪才拿着那闹钟研究着，他发现游丝上，有一个拧的把手，他拧了几下，闹钟真的不走了，他高兴地把它放回桌上。
“侬拿时间调到六点一刻。”姬季远从书上抬起头来说。
“做啥？”
“闹钟上头几点钟啦？”
“八点二十分。”
“这时间有几个人啦？”
“噢！”李洪才明白了，他把闹钟的指针调到了六点一刻。
第二天早上，闹钟没有响，等大家醒来时，已经该吃早饭了。李洪才看了看窗外，那帮女兵们还在队列训练，故作镇静地起来整理床铺。
“怎么回事？”屈班长问。
“闹钟给人弄坏了。”董士产拿着闹钟研究着。
“看什么时间搞的？”羊希和一面问，一面去看时间，六点十五分，那个时间宿舍里有很多人，自己也在。
上午学习时，屈班长严厉地指出，“这是严重的捣乱行为，闹钟给拧紧了。谁干的，希望他自己说。”
他连问了三遍，也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也拿不出办法，便把闹钟交到医务处去了，很快医务处的指示就下来了：从明天起，上午学习时间，追加两小时队列训练。
“这个土产，存心同阿拉作对，要教训教训伊。”
“就是讲，伊不讲有人弄坏脱，不就是自己坏的了吗？”诸国平附和道。
这天晚饭后，诸国平去接诊室，偷了支针头，十一号的。两个人嘀嘀咕咕地，在董士产的脸盆上搞着。
“怎么搞的，没有用呀？”
“十一号针头太细了，侬去偷一根十八号针头就好了。”姬季远躺在床上，头也不抬地说。
“伊哪能晓得额，侬没有同伊讲伐？”
“没有！”李洪才说：“这只瘪三，精怪得要死。”
他们又去偷了一根十八号针头，果然大，有粉丝那么粗。他们在董士产的牙膏上扎了一百多个洞。
第二天早上，大家端着脸盆洗漱。突然听见一声大叫“啊！”
大家挤过去看，只见董士产一挤牙膏，突然冒出了一百多根牙膏，密密麻麻。像个发怒的刺猬。董士产直接拿着牙膏，去了医务处。
晚上，医务处召开会议，杨处长对着大家说：“同志间要友爱，更不是互相伤害。”她从身后的盘子里，拿出了那支，冒着一百多个头的牙膏，“把同志的牙膏，弄……”她憋了憋，实在憋不住了，“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接着大家都笑了起来，会议在笑声中结束了。
“这帮上海兵真能折腾。”
“是啊，把牙膏搞成这样，笑也笑死人了。”
大家议论着，走出了会议室。
董士产知道是谁干的，但他不敢说。
诸国平拍拍他的肩膀：“下次，牙膏要看看牢啊？”
一天晚上，富方正欢欢喜喜地走回宿舍，嘴里在不停地翻腾着。
“你吃什么？”牛鼻头问。
“糖！”小孩得意地回答。
大家都站起来了，“有糖吃？”
“薄荷含片，就是糖，但不能多吃，多吃胃受不了。”
“你怎么弄到的？”
“我嗓子痛，开的。”
大家一窝蜂往接诊室走去，回来后每个人嘴里都在翻腾着。
因为部队里规定不能吃糖，吃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但现在是吃药，跟资产阶级思想没关系。
有一天，姬季远嘴里翻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未停。小孩关心地过去说：“不能吃太多，一会儿胃难受。”
“不会的，因为我的糖里没有薄荷。”
“那是什么？”
“杜灭芬含片。”
大家又一窝蜂地去接诊室。都要开杜灭芬含片。
金护士长看着这帮幼稚的上海兵，笑得直摇头，“真是一帮孩子啊！”
其实他们就是孩子，根本还没有长大，他们中最小的，刚刚才十六岁啊！
到部队的第二个星期天，按部队规定，星期天是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
走进食堂一看，大米饭，每周一顿，大家老规矩，使劲地往碗里盛压着。但李洪才却很反常，他只盛了大半碗饭就拿过去吃了。大家刚装完饭，他又拿着空碗来了，这次他老实不客气，装了冒尖的一碗。
大家吃完了这碗饭，看着盆里的高粱米饭，谁也不想再去吃一点。但李洪才还在慢慢地吃着，他碗里还有半碗饭。
“格只赤佬，太精怪了。”原来李洪才先盛大半碗饭，吃完了还有机会，再盛第二次。但你第一次盛太满了，就没有盛第二次的机会了。看着李洪才怪笑着，大家终于明白了。从此以后，每次吃大米饭，上海兵们都是先盛半碗，争取第二次盛的机会，最终，一些来晚的人，便只能吃高粱米饭了。
第二天上午学习，屈班长说：“今天要宣布两件事，第一件，你们的入伍训练正式结束，今天给你们发领章、帽徽。”他拿出红色的金属的五角星帽徽，红色的、布质的平行四边形领章。分发给大家，领章反面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小表格，姓名、血型。这是为了打仗时受伤，便于尽快抢救。
“你们都去接诊室化验一下血型，写在领章上。”然后他开始教怎样别帽徽和缝领章。
领章用针线，一针针地缝在衣领上，洗衣服时还得拆下来。没几天后，小孩发明了，用橡皮胶布做成双面胶，一贴就成了，洗衣服一撕就下来了。
一阵忙乱后，屈班长又宣布第二件事，“下午大家准备准备，明天去营城子生产地，参加为期两周的劳动。”
“营城子生产地？”又是一个新概念，去干吗？嗨！走了不就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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