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午，一列闷罐子列车，自东向西缓缓地驶进了常州火车站。月台上，一反往常喧嚣的气氛，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只是每隔十多米，月台中间摆放着两只木桶，一只盛满了大米饭，而另一只盛了半桶红烧肉。
列车停稳后，八节车厢的门，几乎同时哗地一下被推开了，接着便从每扇门里涌出了一群，上着草绿色军装，下着蓝裤子，头戴翻耳棉帽，脚蹬大头皮鞋的着装一致的人群，这是沈阳部队在上海招募的一批新兵。
他们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只军用水壶，但很快便发现了月台中间的红烧肉和米饭。在愣了一愣之后，便有人反身往车厢跑去，再出来时，手中已换了搪瓷缸和牙刷，当然牙刷是用来当筷子的。大家都纷纷仿效，而大米饭和红烧肉也很快见了底，在那些新兵吧喳着嘴，还在回味红烧肉滋味时，哨声响了。
三号车厢在紧张地清点人数中，车厢的前半部分，地上两边铺着各十个地铺，门旁边则是张连长和小王的卧铺，全车厢只有他们两个，戴着领章、帽徽。
“江宁中学十个人到齐了没有？”
“到齐了！”
“卫星中学十个人到齐了没有？”
“……”
“到齐了没有？”
“好像少了一个！”
“什么？少了一个？”
张连长返身望向月台，没有呀，哪里去了，张连长额头一下子冒出了汗水，刚出上海不到半天，就丢了一个新兵，这还了得？这时，有人指着二号车厢门前，只见一个新兵，正蹲在地上，双手倒托着一个木桶，正在往地上的茶缸里倒着肉汁。
“是胡立纯！”卫星中学的新兵确认道。
这时，列车已缓缓地开始滑行了，张连长一步跳出列车，直向那个新兵冲去，但那个新兵还专心致志地倒着他的肉汁，对身后所发生的一切，混然不觉。张连长一把衣领揪起了那个新兵。新兵一惊，嗵的一声，木桶摔在了地上，张连长拖着新兵跑向列车。
那新兵半回着头，焦急地挥着左手，一面喊：
“我的茶缸，我的茶缸！”
这时列车已开始加速，三号车厢的门正好到了他们面前，张连长双手抓着新兵的衣服，使劲地往门里扔去，车上伸出了许多双手接过了新兵，又拉上了张连长。
张连长怒瞪着双目，右手颤抖着指着新兵：
“你！你！你以为你还是学生吗？这样自由散漫？”
那新兵噙着泪花，伸着脖子看着越离越远的茶缸。他望向张连长：
“我怎么啦！吃肉给他们挤开，等我挤进去肉早抢光啦，我喝点汤又怎么啦！”
张连长气得一噎一噎：
“你哨声没听到吗？”
“哨声怎么啦，没人告诉过我。”
张连长一步冲向前，左手揪住了新兵的衣襟，右手扬了起来，大声吼道：
“哨声就是集合，就是命令！连这点都不知道，你当什么兵？”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茶缸没有了，肉汤也没喝到。”
“你还嘴硬，老子揍死你。”
这时，卫星中学的人群中走出了一个新兵，拉着张连长的手说：
“连长，他刚刚才十六岁，什么都不懂，您别生那么大气嘛！”
张连长愣神了一下，左手用力把那个新兵推开：
“叫什么名字？”
“胡立纯”
“再出这样的事，小心我把你送回去。”
后出来的新兵说：
“好了，好了，连长放过你了。”
说着便把胡立纯拉入了人丛中，人们都渐渐地回到了各自的铺位，一场闹剧随之便销声匿迹了。
卫星中学，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家初级中学，它排不进重点中学，在普通中学里也排名偏后，它共有二十四个班级，一千多名学生，本次招兵也就招了三号车厢里这十个新兵，这十名新兵来自不同的班级，大多都不太熟悉，有三名是六六届的，有二名是六八届的，而另五名则是六七届的。
年龄最大的那个叫诸国平，他身高一米七三，长得又黑又粗鲁又结实，一眼看上去就是人人惹不得的家伙。一九四八年，出生于上海川沙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生了他，又生了他弟弟，于是举家来到上海谋生。但不幸的是，他六岁时，他父亲便得了急病，随即便离开了人世。母亲在里弄生产组上班，一个月仅一、二十元的收入，抚养着他们兄弟二人。他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从来没有交过一分钱学费，连书费也是全免的。有一年，张家宅发生了火灾，密集的板房，如借风势的话，蔓延的速度是无限的。因此，每家每户都很快抱着最值钱的东西，纷纷地逃到了弄堂里。诸国平母亲果断地抱起他弟弟，并让诸国平抱着床头那个木盒子，沿着曲曲弯弯的过道，逃到了弄堂里。检查了木盒子里的东西没有缺失时，终于松了一口气。盒子里装的是居委会发的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菜票，还有就是购粮证和户口本，里面没有一分钱。
真所谓“无产者无畏，”诸国平从小就拖着小他四岁的弟弟，在张家宅这个旧社会都有名气的流氓窝里，四处招惹是非，四处同人打架。贫穷，培养了他们坚强不屈的性格，他倔强地成长着。满脸鼻血抹一把，冲上去再打。有一次他同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孩子扭成一团时，那人突然大声喊叫了起来。因为诸国平的弟弟，抱着他的腿狠狠地咬着。他接着便被小三岁的诸国平打翻在地。渐渐地，这兄弟两打架的名声越来越噪；渐渐地，张家宅里的所有小流氓，都对他们退避三舍。进入卫星中学后，诸国平的大名早已传到校内，因此，即使在初一，也没有人会惹他的。他有时很不讲理，有时又很狡诈，因此，背地里他有一个外号，叫“野猪鲁！”但一般人是不敢这样叫的，能当面叫这个雅称，而他不生气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另二个六六届新兵，一个叫李洪才，另一个叫姬季远，这两个也是学校里少有人惹的人物。李洪才的父亲是保定人，上海有一句话叫：京油子、卫咀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因此，一开始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狗腿子，但显然，他不愿意接受这么难听的外号，因此，谁叫，他就同谁打，毫不妥协，最后大家只得给他换了一个外号叫“裁缝！”
这三个六六届的新兵，恰好是认识的，并且是好朋友，他们一开始是在冬泳队里认识的。一九六五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岷江冬泳，上海市组织了中学生冬泳队，经过考试，整个静安区录取了二十名队员，十名一、三、五，十名二、四、六，在新城游泳池露天游泳。
新城游泳池是上海最大的游泳池之一，长五十米，宽二十米，在深水区还有一个三米高的跳台，恰巧这三个卫星中学的学生都被录取了，而且一起编在双日班里。
秋天的冬泳是蛮潇洒的，每天下课去大新城，游个三五个来回，兴致上来，还爬到三米跳台，跳几下水。随着渐渐进入冬季，就越来越不好受了，到了年底年初，气温骤降到0℃以下，池面上还结着薄薄的一层碎冰，大家裹着毛巾毯，在池边瑟瑟抖着，谁也不肯先下水，直到教练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大声喝叫了，有的人下水了，但有的人还是不敢下水。最后是一个一个被教练踹到池边，然后在屁股上使劲蹬一脚。落水后，只得拼命向前游，回来碰到深水区池端，便立即爬上岸来，因为最短距离规定是一百米。裹着毛巾毯就向浴室跑，凉水冲澡后，便去领一杯红糖姜茶，这时更衣室里便到处听见嗒！嗒！嗒！嗒！之声不绝于耳，那都是发抖的牙齿撞击茶缸所发出的声音，甚至换了衣服走到马路上，上下牙齿还在嗒嗒嗒地抖个不停。
教练的态度是很明朗的，谁坚持不下去，随时都可以退出，但坚持到明年春天的，便可以成为静安区游泳队的业余教练，有这股劲支撑着他们，再加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了很多苦，没有过过好日子，因此这三个难兄难弟都坚持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时，二十个人的游泳队，也只剩下一半也不到了。
李洪才，身高一米七〇，瘦瘦的身材，白净的脸膛，但两个眼睛又大又有神，闪着狡黠的光芒。使阴招，这是他的强项，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父亲是个鞋匠，双手累累的瘢痕，那都是鞋锥扎出来的结果，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弄堂的守门人，嫌他们一帮小孩吵，让他们走开，他们没听，于是守门人抓住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李洪才，把两个脑袋用力一碰，两个脑门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并说：
“再不走开，每人撞一个。”
李洪才他们只得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玩了。那时候，上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只有2.1平方米，是全国最低的条件，所有小孩们的娱乐活动都是在弄堂里进行的。转眼过了三个多月，气候进入了盛夏，上海人房子太小，通风又没有，耐不住酷暑的人们，往往在马路边、弄堂里搁个板，搭个铺，反而倒凉爽些。那天弄堂守门人拿了张行军床，放在弄堂口，睡得呼呼直香。整整守候了三个多月的李洪才发现机会来了，他召集了十二个小孩，轻轻地抬起睡着守门人的行军床，奇迹般地移动了近一百米，并把他放在了弄堂底的垃圾箱旁边。清晨，守门人揉着眼睛，鼻子里似乎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他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睡在垃圾箱旁边。“娘死匹，有赤佬！”守门人是宁波人，他恐慌得逢人便讲自己被鬼搬场的经历，以至于以后再也没人敢睡在弄堂里了，而这帮十一、二岁的小孩都捂着嘴，偷偷地闷笑。李洪才终于报了那撞头的一箭之仇，而且神不知鬼不觉。
又有一次，他家二楼的邻居告诉他爸爸，他打碎了隔壁人家的玻璃窗，他爸爸抡着擀面杖打得他屁股又青又紫。他暗暗地咬着牙齿。又过了一个多月，他发现邻居家的炉子上熬着一锅粥，他看了一下四周没人，就上前把锅端了下来，解开裤子往里面撒了一泡尿，然后又端上炉子。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突然听到楼上噪声大作，接着便有人一个一个从楼梯上直冲而下，有的人还在不停地呕吐。李洪才一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但李洪才坚持说，放学后没有回过家，回家时很晚，家里人都已在了。于是，这又变成一件神不知鬼不觉的无头案了。
又有一次，他初一的时候，突然对学校操场边上停着的一辆黄鱼车（即三轮货车）产生了不满，他走过去把它推翻，并爬上去站在上面使劲地跳，直至把左侧轮的钢丝跳断了许多根，钢圈也跳弯了。这时正好给周业文老师看见，于是把他带到他班主任那里，晚上班主任来到他的家里，要求他父亲出资修好那辆黄鱼车。班主任走后，他父亲忍无可忍地总爆发了，他咬着牙，从工具包中拿出他那每天都要用的鞋锥，把李洪才摁在床上，扒下裤子，不管他母亲高声大喊，推开哥哥姐姐们的劝阻，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扎了一下。李洪才没有叫，但眼泪却哗哗地流着。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距离锥子扎屁股已经四年过去了。李洪才守在操场边上，因为，昨天晚上周业文老师向接兵部队的领导，逐一反映每个新兵的情况。在说到他的时候，评价比较差，又恰好给睡在隔壁的李洪才听到了。这下可激起了他的新仇旧恨。一会儿，周业文老师来了，他冲上去，抡圆了巴掌抽着周老师的脸颊，旁边围着几十个人，但没人敢上前劝解。这时正好姬季远来了，他冲入人群，一把抓住李洪才的右手，并甩了开去。
“做啥打人？”姬季远怒吼着。
“侬问伊自己。”
“有啥事体可以讲嘛，动手做啥？”
李洪才呼呼喘着气：“伊昨日跟接兵部队讲我的坏话！”
其实他心里明白那是其次的，主要是为了报四年前屁股上的这一锥之仇。姬季远心痛地看着周业文老师那肿胀的脸，不知怎么安慰他一下才好。
学校和接兵部队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想把李洪才从名单上拉下来，但名单已报到沈阳军区，并已落实了分配的单位，无法临时更改。
“到部队再说吧！”接兵部队的领导无奈地说。
姬季远同周业文老师的关系一直很好，他是他初三的班主任，姬季远是三（4）班的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中，学校领导都被打倒后，作为党支部委员的周业文老师，其实一直在主持着学校的工作。有很多次，学生对所谓的牛鬼蛇神行为过当或学校组织间爆发冲突，他无法解决时，总去找姬季远帮他进行制止。其实这次征兵，本来是轮不到姬季远的，因为他是全独子，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姐妹。无特殊情况，部队是不收的。但他找了周业文老师，因为他是征兵办公室主任。第二天，赵连长便去了姬季远的家，找了他的父亲。
姬季远的父亲是上海最早一代的出租车司机，一九二六年，周祥生成立上海第一个十辆出租车车队的时候，他父亲就是其中一个驾驶员，当年的出租车都是预约的，预约电话三〇七八九，上海话叫“在灵切杯酒”（都好吃杯酒）。当时白领的月薪是五块大洋时，他的工资已经是三十块大洋，而且还有比工资多几乎一倍的小费。抗战爆发后，他逃难到乡下，过着多年吃不饱饭的日子，现在是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的一位领导。
接兵部队领导问起他同不同意儿子当兵时，他爽朗地说：
“同意！同意！这个小赤佬只有当兵再有药救！”
于是，姬季远当兵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姬季远身高一米七三，一九四九年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基层干部的家庭里。但痛苦的是，虽然父母亲都非常爱他，但母亲体弱多病，而父亲则每天早出晚归，甚至节假日都在单位无偿加班。他面目清秀，长着一张典型的娃娃脸。当兵时他还没有长成，因此，每当他和诸国平一起嘲笑李洪才太矮时，李洪才便拉过一条凳子，拉他一起坐在凳子上，让别人测量高度，站着比李洪才高三公分的他，坐着竟然比李洪才矮了一公分，于是高声大笑的便是李洪才了。两年后，他长到了一米八零，又长了七公分。以后学了医，他才知道，人的发育有两个过程，长骨先长，短骨后长。他当时还处于，刚长完长骨的过程。
当他九岁时，母亲一病不起了，父亲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母亲的医疗费用，而家务工作，买菜、生煤球炉、做饭、洗衣服等，当然都落在了姬季远的身上。尽管父亲不断变卖家产，不断借债，但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下午，姬季远陪坐在母亲的病床边，母亲艰难地伸过手来，放在他的手上，嘴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见她两滴浑浊的眼泪，从两边流下了脸颊，然后瞪大了双眼，姬季远轻轻地叫着：
“姆妈，姆妈！”
但母亲已经再也不能回答他了，他无声地啜泣着，泪水哗哗地往下流，那一年他还不到十三岁。
改变姬季远人生轨迹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发生在他十一岁那年夏天，他爬上阁楼想找一块木头，做一样玩具。他发现了一个大木箱，打开后是一箱子书，他好奇地拿起了一本“七侠五义。”晚上睡在床上就看着，尽管许多繁体字他不认识，但他一知半解，象形猜测，也能看个大概，书中的人物深深地吸引了他，游侠江湖，除暴安良，这不正是他向往的生活吗？他看完一本，爬上去换一本。由于他一个人睡一个小房间，因此他每天都几乎看到十二点钟，因此上学经常迟到。“小五义”“小八义”“蜀山剑侠传”“水浒”“三国”。不到半年，他便把这一箱书全部看完了。于是他到“上海市少年图书馆”办了借书卡。后来又发现他父亲的单位里有个小图书馆，他也去借。管图书馆的阿姨，不知是喜欢他，还是因为他是一把手的儿子，有时还能从外面帮他借来书。他就这样每天每天地看着，从不辍息。
姬季远初一初二时，从来都不要读书，除了语文、历史、地理，什么代数、几何、化学、物理，他见了就头痛。俄语在初一时，有过两个月的兴趣，但要如此死记硬背，他又失去了兴趣。因此上课，他不是同周围同学谈笑，就是低头看书。
初二年级读完后，学校犯了愁，看着这几十个差生怎么办？升初三紧接着便是毕业、升学，这些学生毕业的成绩还够不上，如何升高中啊！也不知道哪个领导出了个主意，把这几十个差生集中在一个班里，编为三（4）班。于是全校都称这个班是“全死”班。周业文老师当了班主任，物理课不是主课，副课老师当班主任，是少有先例的，但这是校长最后祭起的法宝。
周业文老师很快发现，姬季远很有天赋，学习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但就是不想读书。于是他每天会在放学的时候，把姬季远留在办公室。在学校中这种情况叫“关夜屋”。但周业文老师却不是这个意思，他每天都亲切地同姬季远，天南地北地聊天。当听到姬季远喜欢看书时，他就更来劲了。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到快活林武松醉打蒋门神，两个人的距离，便越来越拉近了。
这时，周老师就告诉姬季远：
“物理就是事物的原理，人的一辈子都同它分不开，其实它根本不用死记硬背，你只要上课认真听，你就能学好物理。”
“真的那么容易？”
“侬试试看伐！”
姬季远开始认真地听物理课了，他突然发现物理竟然一点也不难学。他又试着认真听化学课，又发现这简直太简单了。他的物理化学的成绩，直线上升。他很快成了物理和化学的课代表。数学也一样，代数的因式分解，一元、二元二次方程，以前他总当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平面几何，什么三角形、延长线、等边不等边，在认真听课后，什么都不是难题了。
于是他的数学成绩也同样直线上升。他每天清早到教室里，同学们都争抢着他的作业本，拿去照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的差生、捣蛋鬼，竟会如此快地不摇身就变了，同学们都羡慕地看着他。
但他一个个地告诉他们：
“没有啥个窍门，只要上课认真听”。
同学们惊叹于姬季远的成绩快速地提高，因此对于他的提议如奉纶音。于是，课堂纪律便越来越好了。
校长、教导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坐在最后一排听课，听完后，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哪里是个差生集中的班级啊？”
班级里渐渐地变得学习成风了，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课余时间，拿着参考题在一起讨论、破解。当期中考试成绩公布后，全校都惊呆了。三（4）班考了年级第二名。激发了一名学生的学习热情，带动了一个班级的学习成绩。周业文老师成了静安区教育局的传奇人物。姬季远也很快被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三（4）班的团支部书记。这是姬季远人生转折的第二件大事，但不管人们如何认为，他总是记着周老师第一次告诉他的，“事物原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一生。晚年，他已经成为了，中国铝加工行业的著名专家之时，他回忆他的一生的科研，行事法则，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事物原理”这四个字。
姬季远的新外号，是在一九六七年春节前产生的，以至于他以前的外号，竟已无人记得了。那天晚上，姬季远晚饭后走进学校，他都是睡在学校里的。
诸国平走过去搂着他的腰，说：“侬夜饭吃过啦！”
姬季远正要回答，诸国平一个背包把他摔过去，姬季远双手还插在裤袋里，人毫无防备地直摔出去，“啪”地直挺挺摔在地上，诸国平大笑着转身便逃。
姬季远费了很大劲才爬起来，他回办公室找了一把二十公分长的螺丝刀，满校找诸国平，他听到二楼一个教室在喧哗，便一脚踢开教室门，里面有七八个同学在练举重，中间有诸国平。姬季远一声不吭，握着螺丝刀，冲了上去。四五个学生冲过来，抱住了他，并叫诸国平快走。
诸国平一开始说：“放开伊，让伊上。”
但最后看到姬季远那坚定的眼神的一刹那，他害怕了。转身跑出教室，就这样，一个穿着汗背心、短裤在前面跑，一个拎着一把螺丝刀在后面追，出了校门，踏上马路，一路狂奔。
路人们惊奇地说：“怎么夜里还跑马拉松啊！”
当然，最后姬季远也没能追上诸国平，诸国平也没被螺丝刀捅上。但“拼命三郎”的外号却在学校里传开了。当然，以后他们又成了好朋友了！
胡立纯坐到铺位上，还在呼呼地喘着气，铺位的排列依次是，张连长、小王、诸国平、李洪才、姬季远、胡立纯……
诸国平指着胡立纯说：“小赤佬脑子有问题，火车开掉了，侬哪能办？”
李洪才笑着回答：“伊当是火车会等伊额。”
“公共汽车也不会等，火车会等？”诸国平调侃道。
“戆呀！”（戆，意即傻）李洪才笑道。
“吾怎么晓得火车要开？”胡立纯站起来愤怒地说。
“人家全上车了，侬没有看到啊？”
“吾早饭也没吃，啥人来得及看？”胡立纯强辩道。
“小赤佬，咀巴硬，苦头有得侬吃唻！”
“好嘞！好嘞！伊小来！讲伊做啥啦！”姬季远阻止道。然后走到张连长旁边，“连长，给个面包吧！”
张连长对着小王，把头向门对面的一大堆箱子斜了一下。小王便过去打开纸箱，拿出一个枕头面包，交给张连长。
“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可已经是解放军战士啦，部队里不允许讲家乡话！”张连长警告说，一面把面包给了姬季远。
“听到吗？不能讲上海话啦！”姬季远一面走，一面指着他们笑着说。他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了下来，把面包交给了胡立纯。
“我茶缸没有了，水也没有灌！”
姬季远拿出自己的茶缸，用自己的水壶给他倒了半缸水：“以后都靠自己了，你那么小，脑子要灵活些！”
胡立纯点了点头，一面啃着面包。
姬季远冲着车厢里侧说：“大家认识一下吧，我们三个就不用介绍了吧？”
胡立纯嘟哝着嘴说：“我叫胡立纯，班里都叫我阿毛！”
阿毛旁边那个站了起来，“我叫羊希和，二（三）班的，没有绰号，是团员。”
“侬现在已经有了！叫养媳妇！”李洪才大声说，大家都哄笑起来。
“不要闹！接着来！”
“我叫包训达，二（五）班的，大家就叫我包训达。”
“我叫程舜尧，二（一）班的，班里都叫我牛鼻头。”程舜尧说话瓮声瓮气的，叫牛鼻头倒也蛮贴切的。
“我叫富方正，一（二）班的，班里就叫我富方正。”
“你几岁啊，没有十六岁吧？”见到富方正那张比自己还要娃娃得多的脸，姬季远惊奇地问道。
“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生的，刚满十六岁。”
“侬是勿是想当兵，多报岁数了，至少两岁？”李洪才又插上来了。
“我没有，我就是五一年的。”
“那算了，侬就叫小孩伐。”李洪才已经帮他起了外号。
“我叫庄振祥，是二（四）班的，没有外号。”
“我叫佟士产，二（七）班的，班里都叫我土产。”
卫星中学的十名上海兵就这样互相认识了。
【在阅读模式下不能自动加载下一页，请<退出阅读模式>后点击下一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