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第四师团，大家可能都知道，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编组地：大阪。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是陆军的甲种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商人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st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
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在中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
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
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的消息传到中**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
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gd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
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多了一群保命要紧的“窝囊废”，也就少了一拨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在非正义的战争里，选择了正确应对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杀戮，就多一分和平，远离战争恶行的日军第四师团，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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