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也是装备了75mm口径以上火炮的，不但拥有105mm口径的，甚至还有155mm毫米口径的重型榴弹炮。但是，这些炮兵机构，皆没在沈阳，而是在相对比较前线的地方驻防，以便随时可以投放战场的。
“报告司令官阁下，沈阳最新消息：神秘抵抗组织浩劫了伪满洲国银行，并在银行地下室安放了巨型炸弹，刚才，银行巨型炸弹爆炸，直径两百米以内的所有房屋建筑全部被爆炸震垮！据沈阳方向估计，银行存放的六十余吨黄金和两百余吨白银，以及其他大量各类财货，皆被洗劫一空！”
就在南次郎大将与西尾寿造等人就沈阳袭击事件研究之时，又一封电报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
这事儿其实简单，因为这时已经早晨七点。按惯例，银行行长等人是要八点左右才来上班的，但谁叫天亮前沈阳一阵炮击呢，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思在家呆着啊，所以早点来银行上班，也便于打探消息。
可是，银行行长及其他高级职员们，在门口就遭到了铁将军把门，要知道在此前哪天不是武装保卫排队在这儿等着银行高管前来上班的？
毛笔，难道一夜的炮击还没让这些武装保安睡醒？
不过，这群人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抱怨，也有人要积极想办法。其中一个家伙走到铁门边，想伸手摇铁门，结果看到那铁锁是虚挂在门上的，当即把锁拿开，并把门推开。
这个高级职员，也大体上是知道银行保卫程序的，所以推开门后，很自然地又走了两步，来到岗亭前，顺手将岗亭的门给拉开。这时，这名银行职员就发现了问题，因为两名保安，此时躺在地上，而且，貌似，已经死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非常简单，先是发现其他武装保卫全都死了，接着便是去看金库，结果在最里面的库房内，触发了李远白预设的炸弹。
李远白预设的炮弹，并不是那种1000公斤级的航空炸弹，而是500公斤级的。因为李远白一交性地兑换了4颗，根据银行安全专家的建议，将其分别置放于不同的位置，目的是让爆炸更具破坏力，更具声势。
……
李远白对沈阳的总炮击时间没有超过一刻钟，在这中间，也有小股日军开始向着物资转运站运动，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任谁，此时炮击关东军司令部，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但是，即便这些最早行动之日军，到达物资转运站时，也只看到遍地的熊熊大火，至于李远白等人，早就在情报人员的带领下，循着小路遁出了沈阳城。
此时的沈阳城，是有城墙的，但这个城墙，对其他人来说是一道天堑，但对于李远白，不过是两个纵步再加一个侧返跳的问题罢了。而到了城墙的李远白，立即垂下两条软梯，众人只花了几分钟，便隐匿于城外的白雪之中。
城墙外，不是有护城河么，李远白那么容易出去？其实，问出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懂近代城防设置，沈阳也确实有护城河，在但热兵器时代，护城河的作用早就降到了最低，而且无论防守方或进攻方，都不会把护城河放在眼中，于是，不要说沈阳，便是整个华夏，护城河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年久失修、无人管理，一些地段，早就成了干河沟，另一些地段，则被各类垮塌给填满了。
李远白离开了沈阳，但沈阳的鸡飞狗跳并未结束。
原因在于，轰击沈阳的那些抵抗分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好吧，人可以躲藏起来，可那些大炮呢？后来的炮兵参谋出面证明，轰击南满司令部、满洲国皇宫、满洲近卫师的火炮，并不是山炮或步兵炮，而是至少105毫米的榴弹炮（此时，120毫米迫击炮面世的较少，日军也没全面装备），这样的重炮，难道能上天入地？所以，找，到处找，发动全体人员找，一定要把大炮找到！
不过，沈阳可以这样，但在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却不能这样。
南次郎在决定发出辞职电之前，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第一，他以关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围剿前丘岭的关东军各部，包括河边支队，立即撤离前丘岭，南满各部立即回原地驻防，河边支队立即追踪进入沈阳的神秘部队。第二，他请求日本陆军部，立即将训练好的两个师团调配至满洲国，因为满洲国治安形势已经严重恶化，如不及时增兵，恐怕难以维持局面；第三，则是请求将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与满洲国皇帝同城。
南次郎这个第三条，背后隐藏着一个理由，那就是伪满洲国，是控制不住南满或东北形势的，关东军必须主动承担起更多的治安任务。过去，关东军司令部驻在沈阳，南满没出任何大事；现在，关东军司令部牵长春不过一年，这南满境内就大事不断，这次竟然直接造成皇军及皇协军总损失25000人的重大代价。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理由，南次郎也知道他的关东军司令官的使使命该结束了。于是，在做了上面三条之后，一封辞职电报也送到了陆军部。
其实，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在原时空，1936年初春，也是关东军司令官及参谋长易人之时。根据相关资料，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是3月23日离职的，这说明，南次郎大将也是这段时间离职的。关东军的一般惯例，新司令官上台了，肯定要推举自己信任的参谋长。
不出意外，接替南次郎大将的，将会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
植田谦吉，1875年生于大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3年任第一骑兵旅团长，同年晋升少将，次年任第三骑兵旅团长，1926年任军马部部长，1928年晋升中将，翌年转任中国驻屯军司令。1930年改任第九师师团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指挥第九师团侵略上海，1933年任参谋次长。1934年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晋升大将，1935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1939年因诺门罕战役失败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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