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和多隆阿、胡林翼联手在安徽战场大败陈玉成的十万援军，曾国藩见陈玉成的军队战斗力不差，有点担心李秀成、李世贤等人的军队也来安徽战场支援。
“恩师不必担心。”李鸿章对曾国藩说：“陈玉成待人不好，忠、侍（李世贤）、章（林绍璋）、干诸王，皆与狗逆（陈玉成外号四眼狗）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我们只管关门打狗。”
李鸿章的判断是对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这时候就一点都不团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
早在1860年二月，陈玉成奉干王洪仁玕之命东进，率主力部队离开安庆，跑到江苏协助李秀成军大破江南大营。此后转战苏南、苏北，一度包围扬州，进逼杭州。
安庆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上游最重要的据点和屏障，也是英王陈玉成赖以立足、用来阻击湘军的核心地盘。按照洪仁玕在天京会议的部署，在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东线主力李秀成等人的部队，应该及时回师西线前去对付围攻安庆的曾国藩部湘军。
但一直拖到六月，天京会议规定的一个月期限已过，李秀成的部队还没动静，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回援救安庆，他想要更多的地盘。
陈玉成无奈，跑到天京奏请天王洪秀全协调，请求调派忠王李秀成部联手实施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计划。
陈玉成这一行为很愚蠢，越过干王洪仁玕，直接去找洪秀全来压李秀成，就把洪仁玕和李秀成都得罪了。
结果，洪秀全没有见陈玉成。而李秀成此时正忙着在上海与租界的英法洋鬼子对峙，压根儿也不提解去救安庆这回事儿。
这时候，陈玉成需要与李秀成联手对付湘军，所以他很无奈，继续留在浙江北部给李秀成部帮忙，希望李秀成能快点平定上海，以便尽快率部去安徽救安庆。
可是陈玉成没想到这一等又是三个月，上海依然未能攻克，李秀成却坚持率部在苏南和浙北折腾，绝口不提西进之事。因为那时，陈玉成地盘大，人马多，只有三个县（滁州、来安、天长）地盘的李秀成相形见绌，他不服气！同样是王，兵强马壮在朝中说话才有底气，就像年轻气盛的陈玉成，说话一般都是做出决定，然后瞪着一群人，问：“谁同意谁反对？”比干王还要神气。
“你给我一个准信！去救安庆还是不去？”1860年9月的一天，安庆已经岌岌可危，陈玉成实在忍不住了，到苏州会晤李秀成，劝说李秀成同去江北援救安庆，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说话的语气也很不客气，只差拔剑相见！
李秀成却不同意西进，在江浙，他需要更大的地盘。而且，在李秀成看来，陈玉成是身为军师的洪仁玕约来的，算不上帮自己的忙，当时李秀成调集江南太平军10多万精锐对江南大营不到三万疲兵，已无需再添援手，他自己压根没想让陈玉成助战，等开战后陈“不约自来”还把他吓了一跳，他觉得陈玉成是来抢功的，多此一举！
更让李秀成恼火的是，陈玉成如此积极“帮忙”，确实趁机扩充地盘、补给他自己的后勤军需。陈玉成让自己的头号勇将刘昌林率部跟着李秀成一路打到常州，黄文金抢占常熟，自己忙着打扬州、打杭州，都是为了抢地盘和军火物资。这些人，李秀成根本调不动，他们只听英王陈玉成的，简直是来添乱的。
后来，黄文金因为滋扰过甚，被忍无可忍的李秀成赶走，陈玉成还不甘心，又派了侯裕田顶替，硬是要在苏南安下颗钉子。尽管苏南的“苏福省”被洪秀全分封为李秀成的“分地”，但陈玉成却命人占据了丹阳、句容一带，挖走了这些地盘，李秀成的地位名义上比英王陈玉成要低，只能忍气吞声。
而且，李秀成留在皖北的三个县，陈玉成也看着如芒刺在背。本来李秀成南下时，留下朱兴隆、黄金爱、吴定彩三人助守，陈玉成仗着威势，调吴定彩进安庆协防，让黄金爱跟随自己行动。
更让李秀成恼怒的是，陈玉成不仅打压李秀成的地盘，还阻碍李秀成扩充势力。
天京内讧，韦俊的二哥北王韦昌辉最后成了奸贼，全家惨遭杀戮，在外带兵的韦俊躲过一劫，但也吓得心惊肉跳，常觉不测之祸就要降临头上。幸亏他与翼王石达开很要好，石达开后来入京主持朝政，在天王面前竭力称赞韦俊能征惯战，功劳赫赫，又暗地叫韦俊上一道奏章给天王，表示坚决拥护天王诛杀韦昌辉，誓死效忠天王，又将三岁的儿子送到天京作人质，这样才取得天王的信任，不再株连到他的头上，后来还任命他为左军主将，他才保住了八千人的队伍。
但不久，韦俊就感觉到洪秀全对他还是有戒心：五军主将中的其他四人，一个接一个地封王。中军主将蒙得恩是天王最宠信的人，在朝廷中扶持朝纲，封赞王，他不能说什么。陈玉成、李秀成战功卓著，封英王、忠王，韦俊也没有意见。但李世贤参加起义时，不过才十来岁的娃娃，这些年战功平平，封右军主将犹不够格，居然也封侍王了。
而他，始终没有封王。论功劳，别的不说，单是两次攻下武昌的功勋，就让李世贤远远不及；论资历，癸好三年，韦俊就受封国宗爷，赏穿黄袍，而李世贤只是一个普通兵士。李世贤凭什么封王？难道因为他是李秀成的堂弟；而自己不能封王，是否也因为是韦昌辉的胞弟？
当时韦俊驻扎在皖南芜湖、池州一带，杨秀清的盟弟杨辅清、杨宜清等从江西北上，也恰好驻扎到这一带。由于韦昌辉杀了杨秀清的族人无数，韦杨两大家族血海深仇，两军不断摩擦，眼看要大战，韦俊忍气吞声，准备北上渡江，投奔李秀成。
不料，韦俊曾经是陈玉成的上司，陈玉成不想看到他投奔李秀成，骤然翻脸，封锁江面，并下令开炮阻拦，不让韦俊率部过江，李秀成彻底怒了，当众发飙：“四眼狗欺我太甚！”
所以，陈玉成跑到苏州让李秀成去救安庆，李秀成撕破脸不肯北上，并说：“你可知道，湘妖现在十万大军围攻安庆，兵强马壮，以逸待劳。你为了救自己的安庆分地，不顾各部的利益，逼着我们反主为客，与湘军死打硬拼，最终只会让我们白白送命！”
“放你娘的狗屁！你怕死不去救安庆，本王去找捻军兄弟便是！安庆不要你救了！”陈玉成大骂李秀成忘恩负义，双方差一点开战，搞得干王洪仁玕不得不日夜兼程赶赴苏州调停。
此时的洪仁玕，也是焦头烂额，在太平天国混得很不如意，改革都是空响炮，上下很多将领都不服他，天国上下可以说是四分五裂。
1859年夏天，洪秀全重新回归酒池肉林的生活，贪图享乐，不愿再管天国的政事，将刚到天京40多天的洪仁玕封为干王，打破“永不封王”的诺言，引起众将不服。在洪仁玕建议下，洪秀全将当时地位最高、战功最著的陈玉成封为英王，并下达了“外事不决问英王，内事不决问干王，二事不决问天王”的诏旨，洪仁玕就飘飘然了。
洪仁玕死要面子，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如能实现，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可惜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西式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落实，这充分说明了政治和文学不一样，政治是现实利益的妥协，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能推动改革，就能强民富国，而且民众的思想，一时是很难改变的，需要一世甚至几代人来完成思想革新。
洪仁玕虽然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于是根据圣经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洪秀全的斥责下，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到了天京却已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为自己辩护。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天国诸王不说，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不清的地步。
洪仁玕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使全民思想解放，最终他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他没有改变洪秀全，却被洪秀全彻底改变了。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
洪仁玕在朝中和军中没有什么盟友，却给自己树立了一大堆的政敌。洪仁玕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以至于叛将李昭受写信给李秀成，挑拨他投降清廷。洪仁玕对外宣称，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这让李秀成十分鄙视他，因为“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并不知情。
洪仁玕小肚鸡肠，容不下有才学的人，十分讨厌章王林绍璋，说林绍璋一无是处。实际上林绍璋为人敏捷克勤，苦心向外国人学习西洋近代科学，熟悉地理和机械学，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学识渊博、才艺见长的人。
洪仁玕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他抵制的办法，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这些人许多还都是小孩子。洪仁玕为了限制诸王的权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大家都是王，那听谁的？只好各自为政了！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的紊乱、人心涣散，地位像李秀成这样的王，很尴尬，他调不动其他王的部队。
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却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两江总督，掌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军政大权，他还兼任钦差大臣，长江南北两岸所有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所以安庆大战一开始，分裂的太平天国就处于劣势。
更让陈玉成失望的是，因为他的阻拦没有过江投奔李秀成的韦俊，却率部八千人投降了曾国藩！
救援安庆，更像是与虎谋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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