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秋风瑟瑟，僧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数千蒙古铁骑和胜保率领的数万八旗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大败。僧格林沁狼狈逃窜，胜保还受了枪伤，咸丰皇帝带着慈禧等家眷和肃顺等一帮权臣逃往热河，肃顺的特使王闿运来到安徽祁门的湘军大营，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这时已经从宿松搬到了安徽的祁门。肃顺只交代了王闿运一个任务，那就是劝说曾国藩亲自带兵北上勤王。
因为只要曾国藩同意带湘军北上，肃顺在宫廷斗争中就多了重要的砝码，即便胜保的绿营旗兵支持恭亲王、懿贵妃，他们也不怕了，因为绿营的战斗力，打长毛都打不过，跟湘军还是有差距的。
“曾大人，即便你不率兵去，只要一猛将，比如鲍超，率一支精兵北上，肃大人就不会忘了大人护驾的功劳。”王闿运对曾国藩说。
曾国藩没有说话，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步走错，可能会毁掉来之不易的一切，包括刚任命的两江总督。
肃顺确实对曾国藩和湘军许多将领有恩，左宗棠和胡林翼都支持肃顺。肃顺也确实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但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肃顺原来与恭亲王的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亲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就像是康熙朝的权臣鳌拜。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也不小。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曾国藩不愿意卷入宫廷权力的斗争中，派不派湘军北上勤王，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曾国藩思考良久，没有立即答应王闿运，让他暂住在祁门的军营里。
这时候的曾国藩和湘军，处境有点进退两难。因为当初咸丰皇帝的圣旨传到宿松，内容是：“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包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咸丰皇帝的圣旨却是要曾国藩带兵前往江苏，才让曾国藩署理也就是代理两江总督。
这道圣旨是“特急”，因为当时李秀成攻取了苏州等地。当时整个江苏的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
曾国藩当时和曾纪泽、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
曾纪泽说：“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是错误的，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反而失了苏州、常州，湘军必须改由西面进攻，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
李鸿章也说：“如果舍弃安庆而去攻取苏州、常州的话，势必重蹈失败的覆辙。原来的江南大营以苏州、常州作为依托，而现在这两座城市都已经被太平军占领，湘军东进会成为没有依托的孤军，陷入绝境。”
胡林翼也反对湘军进军苏州，他说：“现在湘军以湖南、湖北为大本营，一旦东进，远离大本营，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长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州、常州之后，势必会发动西征，以解除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夺回上游的有利地势。此时分兵苏州，无异于与虎谋皮。”
曾国藩也同意曾纪泽、李鸿章、胡林翼的观点，认为湘军不宜去急着夺回苏州，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当年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那个愣头青了，两江总督他肯定是要当的。
咸丰皇帝一直催促曾国藩迅速领兵克复苏州、常州。咸丰皇帝认为，苏州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财税收入很多，而从军事角度看，苏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关系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安危。所以，必须先拿下苏州。
“朝廷严命湘军赴江苏，江苏却不能进，但湘军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皇命不理。”曾国藩知道，咸丰皇帝本来就对他猜忌，和朝廷对着干，只会让咸丰皇帝更加不满。一向主张以诚信待人的曾国藩，此刻也准备对朝廷耍耍权谋了，他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说：“湘军可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在祁门县境内扎营。”
祁门位于安徽西南部，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注定祁门将是太平军的主要攻击区域。然而，祁门并不是一个驻兵的好地方。它的四周全是高山，从军事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绝地，只要太平军占据四周的高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一举端掉曾国藩的老巢。
“这不行，祁门太危险了！”曾纪泽看到了危险，劝曾国藩找一个靠近长江的城镇驻兵，因为那样可以和长江中的彭玉麟、杨载福湘军水师取得联络，就不会有覆灭的危险。
“恩师，确实是这样，太冒险了。”李鸿章反对湘军去祁门的态度也很坚决。
曾纪泽、李鸿章等人只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担心曾国藩的安危，而曾国藩自己却有着更深的考虑。他很清楚，他现在不能躲在长江边。因为那样做的话，完全没有东进苏州、常州的态势，咸丰皇帝会怀疑他不听调遣、拥兵自重，言官们也必将纷纷上书弹劾他。到时候，局面就被动了。反之，如果驻兵祁门，被太平军攻击一番，让大家都看到东进的危险，那么不但言官们无话可说，咸丰皇帝也不好再责怪他。最终，所谓的东进，也就可以不了了之了。此举虽然危险，但却是避免局面被动的唯一选择。所以，曾国藩不顾幕僚们的纷纷反对，坚持驻兵祁门。
为了做出东进苏州、常州的姿态，曾国藩带着张运兰等一万多将士，从江北的宿松渡江南下，在安徽南部的祁门扎下营寨。同时，他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个三路进兵夺取苏常的作战计划，上报给清廷：一路从池州进攻芜湖；一路从祁门向旌德以北推进，进图溧阳；一路分别防守广信、玉山，进图衢州。
其实，当时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兵势正盛，而曾国藩完全不可能三路进兵，深入太平天国中心区域作战。所谓的三路进兵，只是曾国藩为了敷衍咸丰皇帝，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并不会真正执行。
湘军真正执行的作战计划，则是曾国藩原先就和胡林翼等人商议过的四路进兵计划，先攻占太平军在安徽境内的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攻下这两座城，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
而攻占安庆的重要任务，曾国藩交给了九弟曾国荃部，让他率兵去围攻安庆，把围攻安庆当作围攻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
曾国荃接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率部一万人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集了五千湘勇。当时，彭玉麟、杨载福率领湘军水师攻克了安庆外围的重镇枞阳镇，彻底切断了安庆城内太平军的补给线路，实现了对安庆的合围。
这时候，曾国藩分兵北上勤王，有可能会使围攻安庆的战略失败。曾国藩让曾纪泽召集幕僚来商议去不去北京勤王，他照例先听众人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只有李鸿章和曾纪泽没有说话。
曾国藩问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学生以为，英法夷兵已经杀到了京城脚下，破城是迟早的事。朝廷这时再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英法夷兵入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商。灭亡朝廷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他们不会干这么傻的事。所以，学生估计，英法夷兵在攻下京城之后，马上就会和朝廷议和。总而言之，对我大清构成真正威胁的，是长毛。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对付长毛，而不必管那英法夷兵。”
曾国藩经过慎重的思考，觉得李鸿章的话是有道理的，接着问他：“北援没有必要，那么朝廷那边如何搪塞过去呢？”
李鸿章说：“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八个字，‘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恩师可以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让朝廷在恩师和胡公之间选一人率军北上保卫京师。奏折往返需要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朝廷议和的话，我们不用北上了。”
曾国藩见曾纪泽这次很罕见沉默不语，就问他对李鸿章的建议怎么看。
曾纪泽回答说：“我同意李鸿章的观点，英法夷兵已经攻占天津，兵锋直逼北京。僧王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和胜保率领的八旗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与英法夷兵决战，结果大败。此时湘军北上勤王和英法夷兵开战，时间上来不及，也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派一支精干的湘军北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一朝天子一朝臣，要不了多久，肃顺大人也许会需要我们。”
“你的意思是朝廷会变天？”曾国藩道，他叹了一口气，说：“自古权臣斗不过皇室。我们还是不要掺和这种事为妙。”
曾纪泽说：“孩儿倒是觉得，维持朝廷现在势均力敌的局面，对湘军壮大势力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借机向朝廷要更大的权力。我们是奉旨北上，军饷和粮草弹药等物资有充足保障，可以影响朝廷大局，这样的机会不多见。”
曾国藩说：“现在湘军围攻安庆，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等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何人可以率兵北上勤王？”
曾纪泽回答说：“孩儿倒是愿意率领湘军洋枪队三千人北上，见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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