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曾国藩治军

  曾纪泽带李鸿章去江西建昌找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抽出时间来见李鸿章,还推说军务繁忙,曾纪泽只好把李鸿章安置在城里的旅馆。

  李鸿章有些沮丧,问曾纪泽:“纪泽老弟,恩师他老人家不想见我?”

  曾纪泽想了想,说:“家父可能这段时间确实抽不出空来。你不要多想。对了,你文章不是写得好么?给他写几封信,叙叙师生旧情,晓之以理,谈一谈你对平长毛的想法和策略。”

  李鸿章说:“也只好如此了。”

  这几年,李鸿章在安徽打仗,胜少败多,曾国藩也知道些。他听到过有人以“翰林变绿林”的刻薄话来挖苦李鸿章。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心气高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够实在,细节上不大检点,这些方面,与曾国藩脾性不合,他有意要挫挫李鸿章的锋芒。

  曾纪泽先回了湘军大营,再次见到曾国藩,曾国藩的精神,已经和复出前大不一样,在大帐中虽然也是端坐着,但不时捻着胡须,和部下谈笑风生,谈论一切军国大事,也是举重若轻,言语里没有一丝抱怨现实,分析战事考虑都是实事求是,真个是脱胎换骨。

  曾国藩见到曾纪泽,也感觉儿子变化了很多,除了个头长高,他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了稳重的青年。毕竟现在曾纪泽已经二十岁了。

  谈及西洋的见闻,曾纪泽也是娓娓道来,从火车、轮船,谈到火枪火炮。曾国藩更加喜欢曾纪泽,这次归来,父子多日不见,相谈甚好,曾国藩便让曾纪泽常伴左右,寸步不离。

  过了十来天,湘军大将鲍超来见曾国藩,他的“霆字营”五千人趁陈玉成部返回天京附近、李秀成部再度经营苏南的有利时机,在皖南连打几次胜仗,站稳了脚跟。

  鲍超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一看就是个粗人,他大字不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打起仗来却勇猛无比。曾国藩复出后,连用人的风格都变了,不再苛求道德,也不再只用读书人为将领,像鲍超这样五大三粗的文盲汉子也重用,只要能打胜仗。

  鲍超跟着曾国藩,也是死心塌地,一片忠心,因为曾国藩对他有大恩。

  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的部下称“霆字营”,他道光八年生在四川奉节的一个赤贫家庭,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鲍超五岁丧父,跟生母相依为命,生活清贫。鲍超十岁那年,母亲领着他来到奉节县城,住红岩洞。母亲给人当保姆,鲍超在一家豆腐坊做杂工,冬天则在盐场里面拣煤炭花(过炉煤),也就是没烧透的煤块,可见日子何其苦。为了生计,母亲为他找了一位继父。此人名叫鲍昌元,是鲍超的堂叔,在夔州协标当一个小骑兵。有了这层关系,鲍超勉强算得上军人的后代。

  继父的身份直接影响了鲍超对未来的憧憬:当兵养活一家人!他羡慕死了继父军营中的那些小军官,每月有几升米的俸禄。这点米对于处在人生初级阶段的鲍超意味着全部的幸福。有了这点米,他就能够不饿肚子,还得以奉养高堂。

  为了实现吃饱穿暖的人生理想,他还曾混迹峨嵋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同时,鲍超开始操练当兵必需的武艺。他选择了用枪作为兵器,朝夕苦练。为了增强定力,他在持枪瞄准时把砖石悬吊在前肘上,起初悬吊一二斤,逐渐加重到十几斤,百发百中。不久,他就投了清军。

  太平天国洪杨起事,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跟着四川老乡向荣,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城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帮鲍超养伤。菊英喜欢鲍超一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

  到长沙后,鲍超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盘缠眼看就要用光,酒后的鲍超,无奈答应把老婆卖了当房钱。酒醒之后,他又不乐意了,闹出事来,被人扭送官府。恰好曾国藩路过,弄清事情的原委,见他是个武将之才,也没嫌弃鲍超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就留在了身边,还大胆任用。

  自此,鲍超对曾国藩感激涕零。1856年,向荣战死,鲍超对曾国藩更加忠心不二。

  这次,鲍超在安徽搞到一件特殊的战利品,是一部宋代的《欧阳文忠公文集》,他知道曾国藩是文人,没啥别的嗜好,就是喜爱古书,便跋山涉水给曾国藩送来。

  曾国藩翻着这部已发黄发黑的文集,问鲍超:“这是南宋庆元年间刻的,欧阳子文集的最早刻本,你怎么得来的?”鲍超得意地说,“听说那个欧阳修在安徽做过官,我在皖南攻下长毛的几座城,抓了一些读书人,要他们交出家藏,否则砍头。有一家姓欧阳的人,交出了他们家族供奉的传家宝。”

  “你,你怎么能这样做?”曾国藩听了这话,刚才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了,气得站了起来,指了指手中的文集,“带勇之初,我便对你说过,长毛毁孔孟、焚书籍,得罪了天下读书人。我们在《讨粤匪檄》中,将维护中国数千年的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昭告天下,也是为了得读书人的心。此事传扬出去,岂不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你怎么做出如此糊涂之事!”

  “这?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大帅喜欢……”鲍超见曾国藩很生气,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算了,父亲,鲍将军也是一片好心。”曾纪泽劝说道。

  “对,我是好心……”鲍超听曾纪泽这么一说,对曾纪泽顿生感激。

  ”你出去吧。“曾国藩面色并未改变,让鲍超先出去,他很生气,倒不是因为鲍超抢了一本古书,而是他惊讶于湘军的纪律如此败坏了,每夺取一个地方也进行掠夺,这么做跟长毛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刚回到江西,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曾国荃部的一支两千人的部队,拿下吉安之后,肆意烧杀掠夺当地富户。而且这种行动,是得到曾国荃默许的。曾国藩虽然复出后对部下的道德不苛求,但还是有底线的,对这些丧失人性和触犯军人底线的行为,曾国藩绝不手软,他一怒之下解散了这支两千人的湘勇,让他们全部回了老家。

  没想到,鲍超的手下也是这么做的,曾国藩意识到,湘军的军纪败坏,已经不是曾国荃和鲍超手下的个案,他不得不整顿军纪了。

  “此次复出,眼见湘勇在外久战,军纪比以前坏了许多。无严明军纪不足以得民心。不得民心,对付长毛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鲍超走后,曾国藩忧心忡忡,和曾纪泽深谈了整顿湘军军纪的想法。

  曾纪泽对曾国藩以前的治军思想是了解的:曾国藩建湘军,大概是按儒家思想并参考明朝大将戚继光的”束伍成法“。首先是以忠君勤王、捍卫礼教为建军基础。把太平长毛独尊上帝、反对孔孟儒学以及政治上主张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的思想,指斥为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声称镇压太平军不单是替君王分忧,也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纲常礼教。然后以“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军队骨干,所选将领不仅同籍同乡,且多有师生亲友私谊,以此作为维系内部统一、团结的纽带。

  曾国藩还强调强调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继承戚继光“舍节制不能成军“的思想,把统领归大帅调遣,自统领至兵勇逐级自选、层层节制的优点概括为“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并且,曾国藩主张以厚给薪饷、广赐翎顶来固结军心和激励士气。鉴于绿营兵丁薪饷过低,影响操防,曾国藩决定实行优厚饷制,使士兵安心服役,所以湘勇的军饷一般是绿营兵的三五倍。曾国藩同时保举有军功的将弁,广赐翎顶,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曾国藩还认为“精练勤训”为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指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不可征战,要求营官坚持不懈抓好部队训练。还将“训”和“练”分开,训营规主要是点名、操练、巡更、放哨。训家规主要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

  曾纪泽对曾国藩这些建军思想是赞同的,但还差一点,那就是严肃军纪。曾纪泽对曾国藩说:“湘军目前确实应该立法行令,宽纵不可以治军。

  曾国藩点点头,脸色稍微缓和,说:“湘军可以宽在利和名,严在礼和义,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也能统驭。”

  曾纪泽说:“父亲,我还有一点小建议,因为湘勇多是文盲,规矩不能文绉绉的,说了他们也不懂。可以民歌的形式,令部队不打仗时加以传唱。”

  曾国藩说:“你说得有道理,这事十分重大,就交由你来办。”

  曾纪泽笑了笑,说:“我没这等才华,但是可以举荐一个人,他文笔和才华都极佳,肯定可以胜任。”

  曾国藩问道:“谁?”

  曾纪泽微微一笑,道:“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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