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3日
按照家族传统，每逢有人离世，兰和家人都会回乡参加纪念活动。青陪着兰，一行几人驱车向北，前往H州老家的那个小县城。途中，他们看到孩子们在晶莹剔透的不知名的河中游泳，看到沿岸那些不知名的树，红色的树皮像皱巴巴的蛇皮一样剥落。
当时，车祸发生的太突然，兰受的伤最严重。现场急救人员按照昏迷量表给她打了6分，意味着他们判断兰遭遇了严重脑创伤。救护人员把失去了意识的兰送到了最近的大医院，医生和护士们竭尽全力抢救。
一周后，兰从昏迷中醒来。
在医院的第二周，兰在康复阶段出现了一些令人大惑不解的特征。在恢复基本沟通技能几天后，她就开始和周围所有人深度对话。“一天，她突然开口说了一个句子，没过多久就开始说个不停，而且什么都聊。”青回忆说。
一天早上，兰的家人们约了放射科医生讨论几天前做的磁共振扫描结果。结果，兰不停地插话，一句接着一句。“小脑有什么病变症状吗？”兰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做过了吗？丘脑、穹隆、脑桥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
主治医生白医生眉头皱了起来，锐利的目光瞥了一眼兰。“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道。兰说，前几天她说服父亲从图书馆里借了几本神经科学方面的书。父亲把这些神经科学和大脑解剖结构方面的教材拿来后，兰一直读到了深夜。
兰此前是个“相当内向且羞怯的女孩”。然而，随着在医院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曾经的内向女孩也越来越远。
护士走进神经内科病房，用彩色胶带给每个房间做完标记后，兰会偷偷摸摸地捣蛋，把这些胶带都撕下来。一天晚上，在大部分病人入睡后，兰坐着轮椅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把所有病床记录板上的日期都换成了12月24日。做磁共振时，一名医生向她解释说，待会儿她会让机器“像螺旋桨一样转起来”。结果，兰笑道，“这又不是直升飞机。”此外，她还非常真诚地向治疗团队中的一名医师询问意识究竟起源于大脑中的哪块区域。
“她现在真的很擅长社交了，这可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她了。”青回忆着笑道。
白医生认为，创伤性脑损伤影响了她大脑的各项执行功能，包括抑制能力。于是，兰成了一个抑制解除程度更高的人——行为不受束缚，说话没有遮拦，与他人相处时直率到几乎可以说胆大妄为，这是她原来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这种转变还不仅限于与他人相处、交流的方式。在因创伤性脑损伤而住院的那一个月里，兰还变得前所未有地情绪化。在大部分时间里，兰都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女孩，但在那年9月，她的各种情绪集中爆发了，陷入了剧烈情绪波动的漩涡之中，时不时地就会悲伤大哭起来。
创伤从各个层面深刻影响了兰的大脑，让她变成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此前，她是一位安静随和的年轻女孩，但在一周左右的昏睡之后变得健谈、情绪化、喜怒无常。当然，她还是她，还是父母最宠爱的女儿，还是周围人眼中那个优秀的女孩，还是出生于1993年12月24日，也还保有着这些年独特的人生记忆。只是，所有人都时常会觉得，他们之前熟知的兰突然换成了一个更魅力四射但也反复无常的生灵。
“她的身体还在、还活着，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了解她。”青说。
兰自己知道，曾经的自我延续性永远的破裂了，她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自己。现在的她诞生于那场车祸，掩藏在同一具皮囊之下的是即将开始的新生。显然，这个现实使得她不得不面对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
10月3日，在医院待了整整一个月后，兰出院了，回到了位于J州的父母那间两层灰泥房子里。几乎是一回来她就发现，相比医院里那种稳定、完全可以预测的生活节律，外面的生活简直是动荡得不可忍受。兰的大脑中负责过滤刺激的那部分区域受到了创伤性脑损伤的严重影响，因此，她开始遭受感官超负荷的困扰。“哪怕是一个小细节、一阵细微的声响、一个不起眼的物件或是一种小小的情绪，都会像是在我脑海里狂轰滥炸一样。”兰说。
随着情况的恶化，迫切想要知道究竟怎么了的兰开始更加深度的研究自己。没过多久，她就收集到比在医院时多得多的有关创伤性脑损伤的信息，来源多种多样，包括网页、在线文章、统计数据、科学研究等。
她发现，即便是那些创伤性脑损伤程度没她这么严重的人，也常常会遭受永久性的身心损伤，其中许多都会严重到无法工作。大量脑损伤患者报告称，受伤5年后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另外，相比普通人来说，脑损伤患者总体上也更易感染、更易患上癫痫等疾病。关注脑损伤长期影响的研究结果则更令人沮丧。
兰在卧室里，背靠着枕头，仔细地查阅百度出来的每一项相关研究。她发现，数篇学术期刊文章表明，遭受过中度到重度脑损伤的人（兰的情况介于中度与重度之间）寿命也会缩短。雪上加霜的是，她还找到了一些考察创伤性脑损伤与智商间关系的研究，比如研究人员曾开展过一项持续时间长达数年的对照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创伤性脑损伤的确会降低患者智商，而且这种影响常常会伴随他们一生。
对兰这个始终都以自身才智为傲的女孩来说，这是最令她痛苦的研究结论。
自此之后，她的情绪跌到了谷底。在随后的几周内，兰深陷偏执和自我怀疑的泥沼。最后，她找到了唯一一条能够摆脱困境的出路：拒绝接受这些科学结论。“最让我恐惧的是，我以后什么都做不了了，”兰说，“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可以。”
主治医生白医生也告诫她说，过早的恢复写作可能会负担过重，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情感伤害，但兰拒绝了所有此类建议。12月初，她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的两个入门课程，心理学和化学。课程从次年1月正式开始，那时距离导致她脑损伤的事故才过去刚刚4个月。
兰一直无法接受脑损伤降低了她的智商。
出乎所有人意料，兰的成绩非常出色，两门课都是。她发现，学习反而能安抚自己的焦虑情绪。受此鼓舞，她又报名了著名大学的两门暑期课程。新的心理学课程开设在一间讲堂里，一排排米色长桌以类似马蹄铁的形状围绕着讲台。课程刚开始的一天，上课的教授讲述了额叶损伤对行为的影响。她认真地听着教授解释人体大脑中执行功能的变化会如何改变人的幽默感，并默默地做着笔记。
为了说明问题，教授还讲了一个据说只有额叶损伤的人才会觉得好笑的笑话——大概就是没有防水功能的手表泡在水下之类的。这个所谓的笑话一讲完，讲堂里仍旧鸦雀无声，但片刻之后，兰突然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大笑。
起初，兰觉得这个笑话的好笑之处在于它的特殊结构。额叶受损的病人偶尔会报告出现一种有时被叫作“Witzelsucht”的现象——他们会觉得那种不合逻辑的推论、双关语之类的俏皮话特别有意思，但对其他类型的幽默就找不到笑点。
不过，随后兰就发现，真正让她如此开怀的还是教授这个笑话讲完后现场那种令人不安的超现实情境。现场有那么多学生，可偏偏只有一个学生在听到那个本没有什么好笑的笑话后没心没肺地笑着，这种尴尬反倒让她感到开心无比。起身离开座位、走出教室，平复心绪，同时也观察到了同学们若有所思的复杂表情。她感到自己的问题以一种奇怪而迂回的方式暴露在了众人面前：教授讲这个笑话之前显然不觉得班上有额叶受损的学生，接着，这个笑话就颇值得玩味地暴露了兰以及她与其他学生神经功能上的差异。
兰本来已经开始说服自己相信创伤性脑损伤不会对她的职业生涯造成多大影响，但这个插曲显然指向了事情的另一面。
饶是如此，兰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这两门暑期课程。然而，第二年秋天，当兰准备全力复工开始写作时，她的情况急转直下——思想失控，身体崩溃。
兰变得非常焦虑，满脑子都是跑轮上的仓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作业、同样的任务、同样的细节，大脑就这样不停循环，但思考质量逐渐衰退。一种迫切想要追求完美的感觉进入了兰的脑海，这已经和强迫症的症状差不多了。
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四肢经常麻木，而嘴唇也时常泛起冰冷的蜡蓝色。她穿过自家屋前那片绿地时僵硬、蹒跚，姿势就像是裹了紧身衣一样。
“那时的她肉眼可见地疲惫。”青说。
一天晚上，兰一家聚在一起吃晚餐，她尝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有多么不安。实际上，她非常焦虑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有什么人也在经历这样的痛苦。她强调，这是一种视角上的重大转变，就像是在从第三人视角观察自己一样。
此外，她还和家人们分享了一个她一直没有说但令她非常不安的理论。每过一段时间，兰都会觉得自己仍在昏迷之中，就像是在“医院地下室的某个角落”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清晰地模拟了清醒状态下的现实。
兰说完后，家人们都默不作声，像是在努力消化她说的这些情况、他们的眼神凝重，也像是在搜索什么。兰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意识到兰描述的其实是人格解体，也叫作“现实感丧失”的症状。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症状，患者会脱离现实并且开始怀疑周遭世界是否真实。
无奈之下，兰只能再次求助于白医生，后者建议她服用低剂量抑制剂，一种经常开给创伤性脑损伤病人的抗抑郁药。幸运的是，这种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服用不到一周，兰就能每晚睡上几个小时了，焦虑感也大有缓和。
不过，兰始终不愿意相信创伤性脑损伤降低了她的智商，在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她成了一间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她在那儿的工作负荷远没有原来那么重。事故发生2年后，兰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重获了大部分身体机能——不仅可以自己行走，还能远足、骑自行车，甚至还能在专业体育馆里攀岩。
在兰看来，定义人类个体的并不是一系列界限清晰的分类，各种分类还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而是一片模糊且变化不定的混乱，就像海洋里的波涛一样。
刚停药时，兰发现自己每天清晨5点左右就会醒来，然后再也无法入睡，焦虑感也再度飙升。而且，她还开始不由自主地抓挠皮肤——这种症状叫作“抓痕障碍”，在强迫症患者中很是常见。前一秒，她可能还在昏暗的浴室里小便；下一秒，她或许就把脸凑到了离镜子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像外科医生一样凝视并抚摸脸上的每一个毛孔。
现实感丧失的症状也回来了。和初次相遇的人交谈时，兰总是难以抑制地恐惧他们只是她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她早已不再信任的大脑虚构出来的幻象。
这些症状中的大部分之前都出现过，因而并不令人意外。然而，随着大脑中的药物残留被彻底排出，兰得到了一种之前从没经历过也从没想到过的体验：她的好奇心变得更重。探究精神也更足了。
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转向了一些更为沉重的问题，比如：她遭受的创伤性脑损伤与她的自我意识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她开始深思物质大脑与抽象意识的边界在哪里，自身对这条边界的感知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她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她，靠的又是什么媒介？
在一条日记中，兰写道：
“我认为，车祸以及后续的物理创伤让我把自己定义为脑损伤。随这个标签而来的还有各种自我限制、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自我改变的担忧。”刚开始，兰没有告诉任何人她遭受过创伤性脑损伤。这多少是因为她在潜意识里认为，如果别人眼中的她相当“正常”，那就很好地证明她已经彻底康复了。
然后，她开始把这个情况告诉一些新朋友，他们刚听到时确实很惊讶，但对她的看法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们都一样，都会说，‘啊，这可太有意思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反应对我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兰说。
她为自己能如此成功地掩盖了秘密而无比高兴。每有一个人在听到她遭遇过创伤性脑损伤后流露出真挚的惊讶、怀疑神色，兰就越发相信自己恢复了健康与活力，与其他的女孩并无显著不同。
兰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身份概念，努力解读一旦接受人的性格会受到偶然性和环境的影响，身份的内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兰看来，定义人类个体的并不是一系列界限清晰的分类，各种分类还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而是一片模糊且变化不定的混乱，就像潮水一样。
“在月亮的作用下，潮水总是不断运动，给海滩带来新的水、新的物质，”兰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水无时无刻不在流动，但从整体上说，潮汐可以在短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从长期角度看，潮汐的变化可以说相当剧烈，也只有这样，海水才能容纳各种生命形式。”
写到这里，她显然是觉得感知到了身份概念的真正内涵：它是不定的、流动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与其说它是某种不朽内在自我的产物，不如称它是在人类个体周围波动的自然力量的无尽组合。
兰遭遇车祸昏迷长达一周，醒来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存在主义的角度上讲，这本身就有些荒谬，更是反映了她的这次受伤绝不是轻易就能下定论的。整个事件乍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或者也可能像一个特别生动的噩梦，但肯定不像是传记这样的真实文学作品。到最后，连兰本人都开始思考这样一起极端事件唤起的如此强烈的情感。毕竟，这个事件挑战了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份一致性和自我意识连续性。
兰越是深入探索这些概念，越是感到自己正在揭露上述概念的短暂本质以及非连续性，揭露别人都认同的宽慰式世界观，揭露这种观点下的可怕真相。“以我自己的性格变化为例，我只不过是一大堆倾向和观点的集合体。至于具体外显出何种性格，则取决于输入。”她写道。
慢慢地，兰也开始明白她现在的状况“与受伤之前非常非常不一样”。她迫切想要变回去的那个人，那个睿智、能干、坚韧、沉静的人，而现在兰已经逐渐适应了对“康复”的新定义：不再是原来理想化的所谓正常状态，而是一种个人成长始终伴随着各种变化的全新模型。
她也意识到，她之前一直努力追求的，是实现那个自己编造的康复故事。人类有一种天性，或者说一种很可能在许久以前就形成了的适应性反应，那就是从自己此前最有挑战性的经历中提取出某种深层价值观或者说重要的教训。
“我们很喜欢找到所谓的‘意义’，”兰在日记里写到，“我们就是在努力创造各种各样的意义，就是在努力创造一种可以理解并且立场正确的描述框架。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这也没什么，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当灾难发生，生活被撕裂之后，为了重获人生目标、重获前进的动力，我们就需要用一条新的线索把散落一地的故事重新串联起来。
然而，那些像兰这样过着“死”后生活的人，总是会带着深刻的矛盾心理看待他们遭受的变故和被迫进入的新环境。他们的感受充满了内部冲突，层级也相当模糊。在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或几年内，我们的内心世界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改变。
如果有某种经历磨灭了我们早已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了的大部分习惯，我们的内心世界就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鲜活，只能以各种神秘难解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全新的内心世界必然是荒凉的、反乌托邦的，但终有一天，它会重新富饶起来。
观念上的改变是兰肉体重塑的关键。兰之前经历了那么多，因而无数次怀疑自我认知、自我判断，并且不停地探寻身份内涵的核心，最后，她终于开始想象另一种自我。
“我否定了那种人必须拥有某种自洽身份的观念，并且从周遭事物中汲取了无数生活的意义，”她说，“鸟儿飞舞，蘑菇生长，雨水反复，烟尘滚滚。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她说她就是“一个见证者，见证这一切或美好或悲戚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她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全新的世界观让她得以坦然接受并欣赏之前的一切，而且无需与之前的兰，那个在改变命运的9月坐上事故车辆的沉静女孩彻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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