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四节 世界中心(2)

  由于商品能够方便进入大航道,山东、两广的作坊,普遍追求的是量大价廉的经营模式,不追求精益求精,只求快速生产,快速出手,追求周转率。

  最大的限制一直都是劳动力,这个问题随着全国人口的激增,开始改变。大量宋人涌入燕王治下,直接进入城市谋生。几年前燕王统治区才一千多万人口,这四五年中,增加到了两千多万,除了自然生育的结果,至少有三百万人都是从宋国境内吸引来的。

  这为两广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量资本性质的开发在这里出现。许多豪族拍卖下大片荒地,立刻通过宗族关系吸引同族前来开垦。建立起棉花、甘蔗等种植园,转化为棉纱和白糖这样的优质商品。获益颇丰。

  两千多万人口中,将近八百万生活在城市中,这样的城市化率,已经站在了工业社会的门口。每年人口都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从宋境吸引的几十万到百万人口,都是成年壮劳力,直接进入城市为生产贡献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经济发展三要素齐备。生产上宋朝时期的中国,是技术最好的国家,市场因为国外超量开采金银矿和铜矿,如今流入中国的贵金属数量之多,远超明清时期,虽然通货膨胀不好,可市场却几乎无限;劳动力上,宋国的人口管理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这三大要素齐备的情况下,想不发展都很难。

  除了保险业刚刚在航海贸易中诞生之外,汇兑、借贷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形成了许多家全国范围内的大金融家,他们向各行各业提供廉价融资服务,贷款利率常年在一厘一下,这让工业生产借贷都成为常态,商业上的短期贷款就更频繁了。离开大金融家的信用担保,现在都很难进行贸易。

  金融中心毫无疑问在上海形成,这里成为航运、工业和金融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因为这里是公主封地,能被宋朝和燕王同时接受。成为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自由岛,双方商人都在这里进行不受约束的交易。

  最成熟的保险业也就是在这里诞生,吴国公主这样的大权贵是其中最大的从业者群体。还有一些第一代海商,退出大海之后,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了保险业,为他们的后辈同行提供保险服务。

  金融业能带来财富,但很难带来人口,上海的人口主要是纺织业、造船业等手工业带来的,周边是最优良的棉产区,优势最方便的入海口,让这里聚集了海量人口,已经是继扬州和临安之后,第三座百万级城市。

  快速发展,资本聚集,纸醉金迷,这些资本主义的背面如影随形,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宋朝本就是一个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朝代,如今更加激化。破产的农民每年以百万计算,许多人在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终于推动了移民潮,大量自由移民开始涌入更容易谋生的城市、海外。每年都在百万级别。

  每年闯关东的人口有十万人,一半被刘佶势力吸纳,他们给划分土地。另一半被燕王势力吸纳,燕王不给土地,也不限自由。每年涌入宋国和燕王城市的人口六七十万。还有二十万出海的移民,尤其以燕王治下百姓出海谋生为常态,因为燕王治下的贫富分化最为严重。

  大量贫民奔向东洲,受大平原淘金热吸引,每年涌入哪里的人口高达十几万。为大平原带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可要想去东洲,那得是两口子一起去。否则破产穷人都去淘金了,谁还会去城市做苦工。

  激烈的贫富分化,也让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宋朝一年平均每年一次半的农民起义,如今每年高达两三次,虽然不会集中在一年爆发,有时候一年就有十几次,往往是某地偶发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样的造反,是遇赦不赦的罪行,全都流放海外。

  燕王治下的农民起义反而很少,因为农业资本化程度极高,都是土豪经营,他们不至于遭受灾害破产就会造反,根本拉不出人头来。抗风险能力更强的资本化农场,也不至于一次天灾就破产。但燕王治下的城市贫民叛乱不少,还有矿山矿奴造反,这些都是很频繁的乱事。加上其他偶然性的刑事罪,每年会有超过十万流人被流放东洲。

  宋朝往大南洲、大东洲北方沿海大量流放流人,燕王则是往大东洲南方沿海平原大规模流放。大平原地区已经不再是流放地,接受了超过五十万自由移民后,这里开始建设正常秩序,流亡人口从来就不是安分的劳动力。

  由于有海外移民这个泄压阀,看似动荡,实则安稳,动态平衡。

  中国往南,是一连串珍珠链一样的海外基地,主要吸引的是商业人口,人口都不算多,但经济非常活跃。位于这些基地周边的小国,改变非常剧烈。麻逸国已经从巴朗盖文明形态过度到了王权形态,麻逸国王用贸易利润,雇佣宋人军官,组建了国王卫队,在这个人口万人左右的小国,建立了严密的统治。

  三佛齐这样的大国国运也急速改变,原本已经步入衰落期,一度被印度南方的朱罗帝国几乎灭国。如今香料成为经济支柱,海量的金钱流入三佛齐国。国王有了钱,建立了军队,捍卫了自身地位的同时,也建立了比较有力的政权,但国土过于分散,虽然三佛齐的水师一直比较强大,可各岛屿上的分裂倾向都比较严重。很难有所作为。

  安南国、占婆国、高棉王朝和蒲甘王朝的统治,都还稳定。安南国进步很大,他们本来也进入了王朝中期,进入守势。在燕王控制了两广之后,更是安分守己。如果敢向侬智高时期那样攻掠中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好收场了。进入稳定期的安南国,人口增长,土地得到开发,一切都按照中原王朝的发展模式在进步。红河三角洲出产的大量粮食,开始销往中国市场。

  占婆国则有些衰落,这个婆罗门教文明,是印度文化向东扩张的边界。婆罗门教先后在印度、蒲甘王朝都已经衰落,被改革后的印度教取代。还保持着婆罗门文化的占婆国,以前是一个贸易国家,海盗很多。海盗在燕王水师的打击下消失匿迹,海贸港口也远离了占婆国的港口,占婆国自然就衰落了。衰落之后,还频繁跟安南国冲突,国土不断被挤压。

  高棉王朝处在极盛时期,在雨林中建立的吴哥窟就在此时成型,只是社会制度还比较落后,基于农业的经济管理,以服劳役而不是收取税赋为主。文化上信奉佛教,百姓比较温和。在大航道上,为宋国提供大米和优质木材。

  蒲甘王朝也处在稳定的兴盛时期,在任的国王比较有作为,长期执政,颇有作为。制定了法典、统一了度量衡,鼓励商贸和航海。可同样只能提供大米和木材这样的商品,在印度洋上有一定的商业利益。

  由于高棉和蒲甘,事实上并不在大航道正中,所以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小,宋商虽然也去贸易,却很少有移民定居,没有带去更先进的文化和思想。

  印度洋地区,锡兰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燕王在这里建立基地的时候,僧伽罗和泰米尔人的内战持续不断,基地建设的时候,还跟泰米尔人和泰米尔人的靠山朱罗帝国打过一仗,因此之后僧伽罗得到了燕王的支持,终于在武器和军事顾问和雇佣兵的帮助之下,灭了泰米尔王国,一统锡兰全岛。

  印度收到的影响,主要是朱罗帝国由盛转衰,朱罗帝国本来也是一个海洋国家,采用的帆船跟宋人一样是硬帆,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的硬帆,就是从印度南部传过去的。这不太符合逻辑,因为阿拉伯人的三角软帆跟朱罗帝国的硬帆诞生于同一片水域,这概率本来就小,而往东传播的时候,没道理中国人接受了硬帆,却从未使用过软帆。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发明了硬帆,传到了朱罗帝国,而没有传到阿拉伯,朱罗帝国是中国硬帆向西传播的边际。

  恰好这一带是中国历史上很早就通过大海沟通的地区,而跟阿拉伯沟通,在是南北朝时期了。不是南北朝之前缺乏能力,而是那时候的阿拉伯地区不值得去贸易,四分五裂的游牧半岛,没有商品也没有客户。

  朱罗帝国的海船和海战水平,都不如宋人,因此很快就被打垮,之后沦为海盗,被清剿了很多年。有人长期奉行跟宋国的对抗政策,导致朱罗帝国影响很大。没赶上大航道初期的红利,卡利卡特、科钦衰落了很多。乃至提前终结了朱罗帝国的霸权,南印度再次分裂,互相割据争霸,如今依然在互相争夺。

  影响最大的还是印度北方,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因为有钱收买宋国奸商,伽色尼帝国从印度复兴,一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用印度的财富重返波斯,控制两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大帝国,仅次于此时的中国。

  此时论地理位置,两河流域依然是世界中心,可是已经沦为边缘;论文化影响力,中国反而更像是世界中心。整个世界此时都在中国力量的驱动下,滚滚转动。

  只是让李慢侯期盼已久的工业革命似乎还是没有诞生,科技在朝着另一条道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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