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节 淮债(1)

  吕颐浩之所以支持,并不是他觉得淮引好,他只是需要军费。

  韩世忠部每月就需要二十万贯以上的军费,这让吕颐浩从哪去凑?他虽然可以截留江北税收,可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收不上来。他直属地区只有开封府和应天府两地,这是宋朝名义上的东京和南京,可是这两地比什么地方都残破,开封府以北直到黄河岸边,几乎都找不到几个人,是一片黄泛区。应天府被刘豫改作归德府,并不是什么富庶地区,漕运现在都很不稳,而且收复两京之后,赵构一高兴,早就免了两地五年税赋,就算有钱也不能收。

  剩下的地方,稍微有点钱的,也就是长期被藩镇统治,不久前被赵鼎弄回来的高邮、天长军,以及扬州,其他地方不是残破,就是藩镇的藩地,根本不可能提供税赋。

  在吕颐浩看来,他执掌江北,地面宽了很多,财政其实比他在建康府路的时候,更加紧张。

  现在不但要管韩世忠部的粮草,赵立部也需要他接济。因为赵立先后放弃了真扬藩镇,徐豪藩镇,现在就留着一个陈留县,赵立是陈留王不假,可一个陈留县怎么可能供应赵立三万大军的开支。

  除非朝廷不想要赵立这只部队,否则就得支应赵立。赵立部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吕颐浩要想北伐,就离不开赵立的军队。

  赵立部的军费,并不比韩世忠部少多少。因为赵立不贪财,部队是实打实的三万,韩世忠部号称四万多,真实数量有三万就不错了。所以赵立军的消耗,只是略微比韩世忠部少一些,也将近二十万贯每月。

  一年下来四百万贯现钱,让吕颐浩从哪里去挖?

  能真正解他燃眉之急的,其实就是扬州。扬州每年提供的财政都在涨,目前每年可以给他一百万贯,作为一个州,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在整个国家都是独一份。但依然远远无法满足吕颐浩的缺口。

  作为能将一个州经营的拿出一百万赋税的揽财能手晏湲,自然就进入了吕颐浩的视线,吕颐浩多次召见晏湲,向他询问敛财之道。晏湲给他出的主意是借债,朝廷都借了盐债,吕颐浩为什么不能借一笔淮债?

  而且张浚已经抢先一步抢了先河了,张浚做事可比吕颐浩更不顾一切,弄起军费来毫不手软。张浚在四川印的钱引数量,已经是以前的二十倍。可依然无法满足军费,因为张浚需要负责的军队很多,除了川陕的吴阶部之外,还有岳飞部一直需要张浚接济,还养活了赵立部一段时间。

  因此张浚在得知朝廷发了五千万贯盐债之后,一边不断向朝廷要钱,回头就通过成都的公所借了一笔川债,用川盐作为担保,以五分的利息借了一千万贯现金。张浚可以做,吕颐浩为什么不能做?大家都是地方帅臣,都是大都督,赵鼎没有找张浚麻烦,肯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吕颐浩发难。

  所以吕颐浩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要借钱,就得找商人。丢人不丢人?吕颐浩不在乎!

  吕颐浩如今位高权重,如果光看官职,一点都不比蔡京低。但论权势比蔡京就小多了,因为南宋滥赏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存在小功大赏,无功滥赏的弊病。主要是皇权衰微,不得不用这种滥赏滥封来拉拢人心。刘光世这种将领,没什么功劳,官却一升再升,因为朝廷得罪不起他。

  文官更是如此,吕颐浩、赵鼎、张浚这些人,都是跟赵构一路南下的,有伴驾的功劳,而且还有拥立之功,他们原先就有不低的品级,一封再封,结果人人的官职都很高,不是太尉就是太师,蔡京努力二十年的成绩,他们两三年就做到了。

  但缺陷是,他们普遍没有实打实的功勋,吕颐浩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他在建康都师,前年北伐,他负责节制的部队收复了两京,他也分享到了大量战功,虽然没有封王,却已经是公爵。

  如果进一步立功,封王是肯定的。哪怕皇帝这次没有开口,但既然两京可以封王,大名府肯定也可以封王。大名府不但是刘豫现在的伪都,而且是正经的大宋北京。收复北京肯定能封王了,这个王爵大概率就得落到吕颐浩头上。因为赵立已经是王了,韩世忠不可能也封一个王,他资历不够。李慢侯是藩镇,封王太敏感。只有吕颐浩,作为文臣,不受猜疑,而且名义上节制诸将,不管谁攻陷了大名府,这个王爵肯定就落到了吕颐浩头上。

  当王爷当然很吸引人,但吕颐浩更在意的是,有这个头衔和功勋,他就能彻底压倒赵鼎和张浚那些权臣了。

  所以他急于要一笔军费,只要能借到钱,他什么都不顾了。

  于是晏湲牵头,一大帮扬州的大盐商决定承包这一笔债券,两公主和李慢侯承销盐债攫取了一万五千万贯的巨额利润,这种事早就传开了。有实力的大商人,谁不想做这笔买卖,况且很多大商人在淮海公所平台上,都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业经验。

  最大的风险,是朝廷会赖账。公主敢做这笔生意,是公主本身就不太怕朝廷赖账,何况还有一个朝廷不能得罪的大藩镇。一群扬州的盐商,却没这种能量。他们必须排除这种他们承担不起的风险,于是他们提了很多要求。

  用盐票和粮票交割,是这种票据,已经跟扬州官府、江北百姓绑定了。每年数以百万的农民习惯将粮食换成粮票,分为麦票和米票,而盐商自己大多都持有盐票,他们也做盐票高抛低吸的买卖,用盐票的话,他们很方便。

  因为关乎数百万农民的利益,粮票交割自然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

  但这笔钱是用赋税做抵押的,官府照样可能抵赖,因此他们找到晏湲作保。并且将他们的风险直接绑定在藩引上,绑定在粮票和盐票上。

  他们要求晏湲给他们印一笔水火钱,他们用金银铜钱换取藩引交给晏湲。

  所谓水火钱,全名“水火不到钱”,指的是换界时候,一些到期的旧钱引并不会来换新钱引。官府每年印的钱引是有数量的,因此到期的数量是可以查到的,但每年都有一些旧钱不来换新,通常被认为是因为水火灾害,这些钱消失了。所以没来换的部分,叫做水火钱。

  这笔钱就是官府多印出来,可以自己留着花的余钱了。晏湲给他们的印的水火钱,是五年后换界的钱。如果五年后官府赖账,不还他们的本息,这笔水火钱也到期了,他们就可以在民间抛售藩引换钱。

  事实上,他们的风险是跟藩引绑定,藩引又跟千千万万老百姓绑定,只要老百姓肯用,官府不废除藩引,这笔到期的水火钱,就能让他们收回本钱。

  这种扬州盐商们商量出的办法,晏湲跟吕颐浩商量之后接受了。吕颐浩没想过赖账,至少当前没有赖账的打算。至于以后会不会赖账,吕颐浩自己也不确定,必定权力更倾向于不约束自己。当年李纲要杀张邦昌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还会有一个刘豫,权力的每一次任性,其实都是在断自己的路。杀了张邦昌这个主动把皇位归还赵氏的文官,刘豫就不敢向赵氏投降了。

  于是一笔一千万贯的官债就这样完成了。

  晏湲印了一千万贯时间为五年后的水火钱给盐商集团,盐商们从市场上收购盐票、粮票,以及大量现金,交给吕颐浩的都督府,债息为五分。他们会亏吗?不会,他们继续转嫁风险,将债券拆开发卖。他们做的可比李慢侯狠多了,李慢侯在发盐债的时候,分拆的可是一万贯一张,只让大商人来做这么买卖,承担这笔风险。

  盐商们却分拆到了五贯以下,显然面对的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这回倒不是让老百姓来制衡官府,纯粹是一笔买卖。

  他们将官府给他们的水火钱,作为凭据,发卖给一个个老百姓。告诉他们,手持这种水火钱,凭票按月找他们领利息,他们卖给吕颐浩的债券利息是五分,给老百姓分三分,自己留了两分。但却等于一转手一分钱都没出,单凭组织摊销,白得两分利息,而且一次性计提了出来。一倒手,净赚二十万贯。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持五年后到期的水火钱,每月可以领利息,五年后可以还本,而且就算官府不还本,水火钱也能用啊。所以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有点闲钱的,禁不住一个盐铺掌柜、伙计的推销,反正也没多少钱,于是一贯、两贯的也就有人买了。

  盐商采用这种手段,也跟他们的经营状况有关。由于李慢侯改了盐法,产销不限,导致大量过去那种总商性质,靠垄断包卖发家的盐商不适应,许多都做亏了,甚至破产。但一些适应的盐商,却迅速崛起。这些盐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规模特别大。大多数人有自己的船队,运销迅速,快速变现,快速回本,周转非常快。很多人有自己的铺子,直接面向客户,一次性采购成百上千石食盐,发到一家家铺子里,薄利多销。更有自己制盐,自己销售的。

  最顶尖的大盐商,打通了产销一条龙产业链,自己的盐场,自己的盐船,自己的盐铺,除了给官府交税之外,整条产业链的利益都在自己手里,极力压低盐价,打击竞争对手。

  因为面向消费者,所以他们摊销的对象,也瞄准了普通消费者。就将债券拆分开来,一贯一贯的去卖。没有实物债券,就是一张张水火钱,票面略低于老百姓给的现金。一斛米在扬州价值一贯五百到两贯钱之间,盐商收两贯钱,给一斛米票水火钱。盐票也类似,因为还要考虑将来收回来呢,官府可是要求将来要回收的。否则一千万贯水火钱流入市场,那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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