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节 淮引(2)

  江北扬州印刷的粮票、盐票,跟李慢侯的东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作为善于用钱引敛财的宋朝官员,他们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这种票据在敛财,可当初这些票据在江北的藩镇势力里流传,他们根本限制不了。当赵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这些地方打击这种粮票和盐票,就成为朝廷的一种政策。

  盐票、粮票也被称作藩票,藩引。畅行江北,已经有五个年头,老百姓早就接受了这种比钱引靠谱的多的货币。虽说这些藩引会随着粮食和食盐上下波动,可钱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涨,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赵鼎在扬州、真州直到开封府,推行的钱引制度,其实对抗的并不是东藩势力,更多的是跟民间经济力量对抗。这种对抗,如果没有政权强制介入的话,肯定是会失败的。吕颐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籴,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反击。

  这次朝堂上的争斗,吕颐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为他引入了一个强援,户部尚书晏孝广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广跟一群言官开始激辩,双方其实都不着四六的乱弹琴,精确的金融逻辑他们都不太懂,所有的辩论都处在思辨阶段,无法用数字范式拉回到科学领域,时代局限,否则金融学和社会学可能就诞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国与民了。赵鼎系的言官认为推行钱引,于国有利。吕颐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广则高举老百姓的大义,认为江北的淮引已经流行数年,老百姓皆喜欢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国还是利民,这种冲突,从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就开始了。最终靖康年间自愿殉难的太子傅孙博总结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变法至少是利国的,蔡京时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现在朝堂上演变成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斗争,结果也就没有结果了,因为司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变法以来,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对者。司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条的认为他们是出于私利,代表地主阶级在打击变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跟王安石一样,都是出于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战斗。如果仅仅是为了私利,那其实太容易对付了,收买就可以了。

  恰恰是这种,不计私利,只为理念而斗的行为,是很难办的。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却一直孤身战斗,宋神宗同样也在孤身战斗,因为宋神宗的母亲、皇后都是反对他变法的。两个孤独的人,试图进行一场宏达的改革,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王安石之后,蔡卞继续推行变法。但已经大势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马光、苏辙废了所有新法,只保留了极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军。直到蔡京当权后,才开始大肆打击司马光派系,将司马光当时的大批名臣列为奸佞,刻元祐党人碑,列在党人碑上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碑就立在皇宫前,上朝的蔡京党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围绕这块石碑,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说因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后来这块碑在夜里被人砸毁,外界传闻说是星辰坠地砸毁的。

  在刻元祐党人碑的同时,蔡京还将当年被司马光打击的王安石一派官员列入圣贤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庙,封王。

  由于蔡京的关系,王安石的名气进一步败坏。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跟天下人斗争的孤臣,死后还要被蔡京这样的人利用。

  蔡京肯定不是一个为理念而战斗的人,他可能有理念,也是变法派,但他并不会为了这种理念而战斗,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战斗的人。王安石倒台后,他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赢得了司马光的肯定。因为他开始按照司马光的方式当官,而且当的很好。让司马光评价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王安石党的人,他太臭了,导致王安石死后也无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谁也不敢说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们其实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盐法、市舶法来敛财,但不能说出来。

  吕颐浩和晏孝广的话却是可以大说特说的,因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欢用钱引,不是他们不想推行。

  而且他们也坚定反对说江北的票据是藩引,这不是藩引,这就是淮引,两淮自己印制的引票。不是藩镇私印的,晏湲还拿出了扬州印刷盐票、粮票账簿,声称这是扬州官府印的,跟藩镇没有任何关系。每年印制的数量各自只有一百万斛,三年一换,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粮食不会超过两贯钱,一石淮盐,也不会超过两贯钱,这些淮引总价值不会超过四百万贯。正是因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钱,老百姓才乐于使用。

  吵到最后,双方完全成了乱扯。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赵鼎言官坚持推行钱引,利国而不害民,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明明心里都知道,钱引是搜刮民财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说。吕颐浩一方,也不能说钱引是害民,因为这样吵就没意义了,江南的钱引还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为国为民一事上辩不下去之后,言官们开始转向技术层面。赵鼎派说钱引是善政,可以帮朝廷得到财源;吕颐浩派说淮引更好,既让老百姓喜欢用,还比钱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财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开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军费,就不会有人遏籴了。不仅不会遏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开封送粮换淮引。至于吕颐浩的财政困境,则可以用借债来缓解,晏湲认为可以借到一百万斛淮引不成问题,比朝廷给吕颐浩的三千万缗钱引更有价值,还不会让老百姓拒绝。

  双方围绕着钱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条逐条的辩论。

  其实两种票据的差别不大,淮引无非是跟粮食和食盐挂钩,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会去官仓兑换粮食和食盐的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稳定的货币罢了。钱引以信用为保证,强制老百姓使用,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只要能维系好信用,是能够通行的。否则两宋的金融体系早就崩溃了,但他不但没有崩溃,还比其他国家发展的都好。但这只是相对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国家更烂而已。

  钱引的滥觞,早在蔡京执政时期,就出现了大问题。蔡京第一次执政,面对的也是匮乏的财政问题,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债,被商人堵门都是小事,中枢、地方普遍无钱可用才是大问题。

  蔡京一开始也采用滥发钱引的做法,结果搞的钱引破产,民怨沸腾,蔡京也因此下台;第二次执政后,蔡京就知道钱引不能那么玩,开始谨慎起来。将钱引的发行量限制到25万贯,流通区域限制于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宣和年间,才遏制了钱引的贬值现象。可惜靖康之乱,将这种好势头终结了。

  蔡京都玩不转的钱引,南宋这些文官其实也玩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半壁江山要开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滥发怎么办?

  李慢侯印藩引当然让朝廷顾忌,但当时不是李慢侯一个人在弄,张俊弄的更早。朝廷给不出军费,张俊当时驻扎在婺州,想出了一个办法,印了一种叫见钱关子的凭据。张俊在婺州募集军饷,商人缴纳现钱,换取等值的见钱关子。商人们可以在临安的榷货务换取现钱或茶引、盐引。

  因此当初朝廷每次对李慢侯印藩引不满的时候,李慢侯都说这是军票,其实指的就是张俊印的关子。

  钱引能够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许多都是蔡京在错误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比如限制规模,一年印一百多万贯;还有换界制度,钱引一界是两年,到期作废。但如果完全作废,钱引也不可能被人接受,因此有换界制度,到期之前,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还有称提制度,当钱引贬值严重,朝廷可以拿出现金兑换钱引,保证钱引的含金量。

  但这些制度,都是用来保证钱引信用,可在不同人手中,不同目的下,制度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

  首先限制措施就被突破了,南宋印的钱引数量已经不能用一百万贯来限制,一千万贯都打不住,过量的钱引必然贬值;换界也被当成了另一种敛财工具,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是有手续费的,官府可不承担这种成本,这种以旧换新的费用,叫做贯头钱,越收越高;保证信用的称提,也变味了。官府拿出现金定出一个汇率来兑换钱引,目的是为了稳定钱引的币值,结果官府兑换的时候,市价已经很低,他们定出一个比市价更低的兑换比例,结果反而助长了钱引贬值。

  这些文官玩不好之后,就动用权力强制。印钱引的最大原因,主要是铜钱不足。他们限制老百姓储存铜钱,规定平民之家最多只能储存一万贯铜钱,官宦人家最多可以储存两万贯,试图将铜钱逼入流通领域,让钱引成为储存货币;为了对付老百姓隐匿,就祭出了鼓励告发这种邪恶手段。

  为什么不多铸铜钱呢?

  因为成本太高!

  在南宋低效腐敗的管理体系下,铸造一千文钱的成本高达两千四百文,所以赵构才不断废除各地的钱监,停止铸钱。

  印钱还能印赔?南宋就是!

  李慢侯在扬州印的藩引之所以稳定,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有粮食和食盐做保证金,其实是严格执行了那些制度,有数量限制,也会动用粮食、食盐来收取过多的藩引,杜绝过度编制,甚至抛售铜钱稳定币值,而不是利用这些手段搜刮。

  双方围绕钱引和藩引问题,争吵了好几天之后,双方都累了。赵鼎派开始怀疑这些藩引是否真的在扬州官府手里,哪怕他们拿出了所有的账簿。

  最后吕颐浩和李慢侯做出了担保,表明这些就是扬州官府再管这才让赵鼎派没有话说,同意了吕颐浩要用淮引递解军费的建议。

  问题是吕颐浩为什么会支持淮引呢?李慢侯真的放弃印刷藩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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